這是個有信仰的人，值得尊敬。但教育是國家根本，不應讓個人承受這麼大犧牲，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本份，老了可以繼續關注，前提是自己活得健康，也算是個榜樣，若受教育的結果是老了還要如此生活，年輕人該如何設想未來？

捐了這麼多錢，竟然沒有一個孩子畢業後給老人買件衣服嗎？

這是不是悲哀呢？雖然老人做慈善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可是這麼辛苦竟然沒有得到社會有關部門關注嗎？

做慈善也要盡力而為，在自己過好生活的同時做慈善這樣會更好的體現社會的進步，不能為富不仁也不能讓貧困戶去做慈善。

希望大爺照顧好自己的身體，至於捐錢的事現在年齡大了應該得到有關部門的照顧，不能傷了這些真正做事的人的心。

我屬於被打上“精緻利己主義”的90後群體，“無私”、“奉獻”這種詞對我們這代人，好像已經失去了它們原本有的魅力。

在計劃生育抓的很緊的年頭，我看著我爸爸為他姐姐“偷”生二胎的事情到處奔波，不惜賠上自己的利益時，我對他說：“我是絕對不會為我妹妹做這樣的事的。” 我現在都記得他當時罵了我一句：“我怎麼有你這麼一個自私的女兒！”

到底誰對誰錯了？這個問題一直縈繞著我，當我看到像這位88歲爺爺一樣的新聞時，那種不適感又會從我的胃裡騰空而起，讓我變成一個怯懦的膽小鬼。

“無私”到底對不對？又或者我們到底該不該“奉獻”？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到底是至理名言還是心胸狹隘之人的自白？

不過後來我總算想明白了這個理：誰都有權利做自己，沒有人強迫你去“無私”。但是我們要去感謝和尊重這些無私的人，他們是真的偉大。

如果我做不到他們這麼偉大和無私，我就讚美和尊重他們，同時也不厭惡自己。社會中大部分人都和我一樣平庸，但是是這些不平凡的人們創造了世界的美好。

我記得在艾滋病日那一天，我試圖聯絡在中國發現艾滋病的桂希恩教授。我抱著不可能被接受的心情打通了電話，誠誠懇懇地說明了來意，沒想到桂希恩教授很安靜地說：“我沒你說的那麼偉大，我就是一個普通的老頭，你下午過來吧。”

其實他已經81歲了，早該退休，可是他仍然每天準時出現在武大中南醫院感染科的辦公室裡。當我上電梯時，向一位清潔阿姨打聽教授什麼時候回來，阿姨非常肯定地說：“2點，一到2點他就來了。”

果然被他說中了，一到2點，我就看他從走廊那頭拐了進來，他比照片上看上去老了許多。

等我到了醫院開始問問題，才發現他是塊“難啃的骨頭”。一開始我試圖從他當年發現艾滋病，帶艾滋病患者回到自己家中同吃住，獲得感動中國的事情談起，沒想到他大手一揮，不客氣地說：“如果你們想跟我談這些，我們就不談了。”

於是我深吸一口氣，開始“不客氣”地提出我曾經認為有些“尖銳”的採訪問題。

沒想到這還真打開了他的話匣子。

我知道他是不屑於我的，因為我們這些人，只會在艾滋病日的時候想起來這個社會還有這個群體需要我們的關注。

“艾滋病不是一個只在艾滋病日才提的事情，而是每天都要提！”

慢慢地，我發現他話真的很多，甚至非常激動。他會站起來翻那些求助信給我們看，“你看看這個孩子….”現在81歲的他，還是天天跑到農村去，勸那些艾滋病患者吃藥，叫那些懷孕的艾滋病孕婦來醫院做隔離治療，一封封回著每一封求助信。

他看了很多醜陋的東西，遠比艾滋病日那些宣傳單上的愛心圖案來的醜陋。他知道艾滋病患者仇視社會，他甚至安排一個惡性傳播艾滋病的女人做過好幾次人流，他保護他們，也教育他們，他看到這些骯髒的東西，卻從不拋棄他們。

後來問到他自己，我問他他為什麼要做這些。他說：“因為我是一個傳染病醫生。”僅此而已。

等我要走的時候，他叫我等一等，顫巍巍地帶我走向一個書櫃，翻出一些艾滋病的教育讀物，“高校是艾滋病高發的地方，”他說著，又多給了我一些，“拿回去給同學看看。”

我走的時候他還要開一個會，許多他的學生圍了過來，我走出他那間散發著老人味的辦公室，想到他說的：“其實我早該退休了，可是沒有人能頂替我的位置。前幾天院長說我馬上就可以退休了，其實別麻煩了，反正我退休了還不是在這裡做義工。”

我想我們沒什麼不同，不過是一個人做了自己的選擇。

但是我又深知我和他差遠了，差太遠了。

可能年紀尚輕的我們，還未尋找到自己要為之奉獻的東西，又或許你並不希望找到，那也沒關係，那也是你的選擇。

我還是希望我能找到的，因為只為自己而活的人生，不值得一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