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以法為本，法以加眾，何虐之有？

衛鞅徒木為信，不惜對贏氏用刑！

當時秦國貧苦無文明為西蠻，不以嚴法當一劑猛藥，將會土地淪喪，國破家亡！

秦二世而亡，說是秦法暴虐？但若是始皇仍在還會亡嗎，歸根於胡亥趙高之流沒有呢能力！

秦之法，使秦成為七雄之首，暴虐又將如何，總比國破家亡生靈塗炭好

個人觀點：感覺在那個戰亂的年代不算太苛刻吧，畢竟在那麼多年的戰亂中好不容易統一了，如果沒有苛刻的法律約束可能又會分裂。

現在我們看來可能是苛刻了點，因為我們都生活在和平年代，在那個人命如草芥的年代沒有規矩的約束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傷亡。同時秦始皇當時剛統一六國，也必須要讓天下人都知道他的豐功偉業。秦法是中國古代唯一實行相對法治的時代，中國從古至今，法一直有權掌握，秦法的嚴苛其實只是為了帝王鞏固王朝的手段而已。

秦國法治及秦帝國法治，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自覺的古典法制時代，在中國文明史上有不可替代的歷史地位。秦以前，中國是禮制時代。秦以後，中國是人治時代。“大仁不仁，誅行不誅心”，增強國力，提高了人的地位，發揮出了國家潛力，這就是商鞅變法的精髓。

戰時法治的秦法特質創造性無與倫比。

其第一效能，秦法創立了“獎勵耕戰”的激賞軍功法，使得軍功爵位不再僅僅是貴族特權；

第二效能，秦法確立了重刑原則，著力加大對犯罪的懲罰，並嚴防犯罪率的上升；

第三功效，秦法創立連坐相保法，著力是整個社會同過家族部族的責任連線，形成一個榮辱與共的堅實團體；

第四功效，秦法確立司法權威，極大加強了執法力度，不使法律流於虛設；

第五功效，秦法確立了移風易俗開拓稅源的法令體系，使得國家的財力戰力在刻意不依靠戰爭掠奪的情況下，不斷地獲得自身增長。

重賞、重罰成為戰時法治的永恆特徵。

秦法的社會平衡性，使其實現了古典時代高度的公平和正義原則，實現了激賞與重刑平衡、尊嚴與懲罰平衡、立法深度和司法力度平衡、改進現狀與發掘潛力平衡、族群利益和個人責任平衡、國家榮譽和個體奮發平衡。法治平衡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正因為秦法具有高度的社會平衡性，所以才成為樂於為秦人接收的良性法治，才能成為具有高度凝聚力與激發力的法制體系。在一個犯罪成本極高、立功效益極大的社會中，人們沒有理由對犯罪的壓力懲罰，而對整個法治不滿。否則，無以理解秦人何以能在一百餘年中持續奮發，並穩定強大的歷史事實。

綜上所述，秦法不誅心！想想後世歷朝到如今，有多少人因言被人告密，而入獄、求刑、掉腦袋、打成階下囚。只看實際結果，不問善惡，所以道聽途說、莫須有不能算作證據，所以君上不能隨便處死惡臣。所以，即使善也不能成為理由，所以不能以改革的名義去做壞事或效果上是壞的事。是故，商君偉哉，其法治精神尤其值得傳頌。

吾言秦法在秦孝公仼用商鞅變法之前，秦循周禮，以禮治國，不存在暴虐之說。而秦用商君之法。應該細細辨之。

《史記》雲：“令民為什五，而相收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門主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漢朝司馬遷在商君書列傳一文中最後言：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漢朝吸取秦朝覆滅的歷史。漢前期來黃老之說治國，休養生息。老子曰：治國如烹鮮魚。

漢高祖劉邦剛入咸陽，就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劉邦身為秦朝亭長，深知秦法之嚴刑峻法。

而在商鞅的商君書一文中賞刑中，商鞅言：“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故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商鞅渭河之畔，男女老少七百人盡殺之，連嬰兒也不放過。

法家主張嚴刑峻法，無論商鞅，申不害，韓非子都一脈相承。韓非子在二柄文中言，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秦法實行連坐，最後歷代王朝發揚光大，到誅滅九族，甚而方孝孺誅十族，連方孝孺的朋友也不放過。封建社會歷代王朝表面尊儒，是要子民安份守已，按等級生活，其實王朝實質是採用秦法。不過在漢初，唐初要稍休養生息一下。本質上無論秦漢，唐宋，明清。嚴刑峻法是主流的。

秦法暴虐其實是真的。而僅僅看睡虎地秦簡喜的一些公文，孤本不足以證明秦法不是暴虐的論斷。吾言題外的話，南昌出現漢昏侯墓中有很多書籍證明漢昏侯不是花花公子，不足以信之。現世上，愛藏書，但不看書，花天酒地，附庸風雅的偽君子大有人在。讀史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