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春秋“五霸”，前後有十來個諸侯國，他們都想要擴張，當老大。就要有人才，要繁榮文化。要讓別人看到你有能力，看好你，才會投奔你。包括一般民眾，人口多啦，人多力量大。那你要證明你有才能，就要有歌賦詩詞等作品。當時也以文比高低，名望，定官大小，供養待遇...所以文人就罄盡胸中才學，寫出名篇。

周王朝已經控制不了當時局勢，天下是名義上的共尊周王室，分封的諸侯們暗地裡互相鬥爭，社會動盪，各諸侯國林立紛爭。國君們為了奪得霸主地位，競相吸引人才，招賢納士，想盡辦法讓自己的國家強大，各種學說便應運而生。

春秋戰國開始使用鐵器，這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人們可以有較多的時間發展科技，也有較多的時間觀察世界，思考世界，進而知識水平提高，為各種學說傳播提供適宜的土壤。

各個諸侯國的對峙，形成了空間的割據，再加上當時交通不便，讓各種文化可以在獨立的環境上成長，可以由萌芽發展成系統，不至於有學說之間的物理性消滅，都可以自成體系，在成熟後才有各種比較對抗。

各個學說團體對於各個諸侯國是相對於獨立。雖然各自代表不同的團體，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們不依附於諸侯，不是屬於某個政治集團，大概是“用我則留，不用我則去”。像孟子，孔子都周遊列國。蘇秦張儀也都去過各個國家，楚國的伍子胥更是滅了楚國。

其實中國儒教的“百家爭鳴”，與西方天主教的“啟蒙運動”存在共通之處。

所謂的“百家”，就是儒教領導下的“百家”，是儒教在各個方面，各個層級，各個領域的探討原始教義的努力。

儒教就是以“學習”為宗教，以“學習”為信仰，這是一種無神論者創造的特殊宗教，今天我們崇尚優秀的“名師”，也崇尚優秀的“高徒”，每個省仍然津津樂道於文科狀元，理科狀元，連受教育的場所也稱之為“教室”，都與西方的“教堂⛪️”有類似的功能和作用，學生在其中，“學習”的信仰是從小就深入骨髓的。

儒教是周公“制禮造樂”所創造，其理論依據是其父親周文王精通的《易經》，就是關於“變化”的學問，講究“陽極不生陽而生陰，陰極不生陰而生陽”，他們信奉懷疑主義，認為無神論的極點就應該產生宗教才是正道，反過來，宗教的極點就自然會產生無神論，迴圈往復，變化無窮，這就是信仰上的陰陽轉換。

所以，儒教的宗教事務應該由宗教貴族，也就是道家人物來掌管，道家人物，其實就是宗族統治階層的代表，屬於信仰“陰”的族群，但具體做事，卻離不開走“陽”道，也就是走“正道”的世俗平民儒家，普通走“正道”的平民是不信鬼神的，但平民的儒家領袖反而要信鬼神，道家作為宗教的祭司階層是充分重視鬼神的，但祭司當中的“大祭司”，也就是“帝王”作為道家的領袖，宗教的信仰核心反而是無神論者信仰。

再看一下“儒”的理念，左人右需，古代的“人”，指的是華人，如果按奴隸社會的觀念劃分，他們屬於奴隸主階層，但屬於基層奴隸主，而當時的“民”則指的是奴隸，屬於被統治者，但隨著社會分化的進一步加劇，大量華人身份與民眾發生混同，就形成了平民，所以“儒”這種人本質上還是平民，只不過是國家宗族統治階層，也就是道家選中的利益代言人而已。

所以儒教的宗教啟蒙是由道家完成的，他們是當之無愧的至聖先師，後來漢武帝時期儒家的孔子被封為至聖先師，只不過是重複這個稱呼而已，道家早就是事實上的至聖先師了。

“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師”供奉的，實際上應該是道家人物，所以儒家在宣揚自己思想時，仍然不忘記謙虛一把，指出“三人行，必有我（儒家尊重的道家之）師焉”，他們學習的目標，就是儒教思想啟蒙者道家。

正因為儒教是無神論者創造的形式上的宗教，或者說為了讓有神論者心裡好受一些的託詞，所以信儒教，歸根結底還是信平民，因為平民的數量最大，信仰最單純，代表人類族群的利益也最廣泛，無神論者的特性也最集中，所以儒教對建立的儒教各方面的教義進行“大討論”、“大辨論”，最後由秦始皇信奉的道家分支法家暴力取得了信仰的勝利，結束了近八百年的思想大爆發，暴力抑制了思想的發展，焚燬了儒教類似於西方《聖經》性質的，據傳出自於黃帝的《道經》，選擇保留了據傳出自老子的《道德經》作為治國方略，這場“大辨論”才得以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