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晉時期，長期戰亂的時代，各民族的大融合，並立的政權，黑暗的政治背景，引發了一系列現實狀況，漢朝的正統思想儒學，出現了岌岌可危的信仰危機，掀起了一股玄學批判思潮。　　那時，讀書人動輒被殺，名士們消極避世的態度和理想現實主義氣質的爆發，給當時社會帶來了一種新的生存價值觀，同時新的古代生命哲學觀，人生觀，形成了社會的新理想。　　他們放任自然的生活方式和心理變化，無因無果的哲學觀，促進了新時代的形成。

魏晉有風骨，是亂世，也是樂土。是統治者的亂世，是思想者的樂土。在那時，包容各式人等出現，既有慨以當歌、曠達人世，也有傲然於世，任性不羈。那時的女人在唱“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陳”，那時的男人在唱“神龜雖壽，猷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為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半仙認為：那個寬衣大袖的時代裡，那些避世名士不為五斗米折腰的灑脫，無處不閃耀著人性的光輝。人性的自由從沒有在我們這個文明中達到過那樣的境界。

一千五百年後，我們感嘆後世人的繁瑣、謹小慎微之餘，有一種淡淡的憂傷漸漸地的淺塞了我的胸膛。或許是因為我們失落了自己，失去了我們祖先曾經擁有的自由精神。而這種自由的精神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魏晉風骨！

他們看似荒唐的人生，實則是對生命最深沉的愛。關於魏晉名士、關於竹林七賢，都已是絕響。那些人們離我們遠去，但那些絕響卻時時縈繞在我們耳邊。他們以昂貴的生命代價，第一次標誌一種自覺的文化人格。

你這個認識是錯誤的，除了竹林那幾位，你和我說說魏晉稱的上名士的人有幾個歸隱山林了呢？而且就算竹林那幾位，也有出世的啊，不然哪裡來的《與山巨源絕交書》呢？

中國的皇帝很有意思，你越是要隱，他偏要人尋訪你，讓你出來做官，因為這樣才說明他求賢若渴，於是有很多人就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跑，而且公告天下，我跑了啊，都別找我，然後皇帝就派人找，找到了，也不出世，越不出世，皇帝越徵召你，往返幾次，給的官越來的大，然後就出世了。

這叫什麼？就“以隱求顯”，套路而已。皇帝和隱的人各取所需，完美配合，然後世人唱讚歌，成一段佳話。

當然也有沉不住氣，演砸了的，比如唐朝有個叫盧藏用的文人，“往來於少室。終南二山”，總是亂打聽，就被世人看穿了，說他是假隱。成了笑話。

說到這裡，其實有個很有趣的事，中國歷史上真正的隱士其實是陶淵明，那真是看透了，所以採桑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有趣在哪裡呢？就是標榜記載名士言行風度的《世說新語》居然連一條陶淵明的都沒有，這就很有點意思了。

魏晉名士真正隱的不多，但是不出仕做官的的確有一些，原因無非就是兩點，一個就是家裡有錢，魏晉是中國“貴族”的黃金時代，門閥的經濟力量甚至超過皇帝，所以做官的要求沒有那麼迫切，一個家族有人去做就行了，剩下的就是扯淡，玩樂。因為有那個條件。

還有一些不願意出仕做官的，主要是同情曹家，和司馬家政見不同，那出去做官呢，風險很大，搞不好要殺頭。可是大多數人不是不做官，就是混日子而已，不發表政見，也不求升職，就是混。和司馬懿家族不合作，有名的比如阮籍，司馬懿徵辟他，他也得去。

這個事情要是說的特別明白，得去讀書，這裡只能說個大體。總的來說，讀書人的理想就是做官，真正發自內心想隱的沒幾個。

魏晉更多的是做著官，然後扯著淡，清談談玄，所以魏晉時期是中國戰國之後，心智史上的另外一個大時代。

因為很多很多有學問的人沒有謀求做官，做大官的條件了，所以就聊唄，結果就聊出來了很多的名士。

為了說清這個問題，要先回顧一下魏晉南北朝混亂的歷史。

三國時代，是寒門士子得勢的時代。曹操是一太監養子，出身低微；劉備是東漢皇族的遠支，名曰劉皇叔，實際上年輕時與母親以賣草鞋為生，典型的草根兒；孫權的父親是個小縣令，與士族門閥大戶也靠不上，也是寒門。三位同共點都是士族門閥大戶所不齒的“英雄”，內心裡都想取而代之。

司馬氏先祖則是東漢高官，代表士族門閥階層的利益。曹操死後，這個階層一看機會來了，積極擁戴司馬集團取代曹氏集團，曹操在世時是不看門閥地位就提拔上來的那些寒門士子們，幾乎全部遭到清洗，甚至屠戮。司馬集團積極推進“九品中正制”的考核人才政策，這一政策基本否定了曹操“任人唯才、唯才是舉”的政策，將人才分成等級，王侯將相子孫受到重用，使士族門閥大戶子孫重新進入權力中心。

於是，沒背景的寒門士子只能靠邊站、人人自危，不議時政，只尚清談。比如“竹林七賢”這些人，只能嘯聚山林，以求自保。

魏晉南北朝時期，將近400年歲月裡，南朝有寒門士子與士族門閥兩個階層的血腥爭鬥，北朝則是五胡亂華，有匈奴等北方五個少數民族進犯中原，亂得是一塌胡塗……這個時候，知識分子只好被迫隱居，沒辦法的辦法。隋文帝楊堅建立大隋，統一南北方，開科取士，知識分子才長出了一口氣……

大隱隱於市，小隱隱於野。

魏晉時期史上隱士最多，之所以造成隱士眾多的原因主要有幾個因素：社會動亂、政治迫害、九品中正制、門閥士族、佛教氾濫。

一，平民百姓為了躲避戰亂

中國歷史上有一些亂世，比如周秦之間的春秋戰國，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唐宋之間的五代十一國，是最混亂的三個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其中最混亂的時期，沒有之一。南朝宋齊樑陳四個朝代走馬燈一樣，北朝國家朝代變換頻率更快。

黃巾起義，董卓之亂，三國鼎立，司馬篡魏，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五胡十六國，國家之間的戰爭更是此起彼伏，連綿不斷。

所以產生了人人嚮往陶淵明所說的那種桃花源，一介百姓對待時局，惹不起躲得起，戰亂紛爭是造成平民隱士眾多的主要原因。

除了戰爭，士大夫最怕政治迫害，政權更迭導致不斷有強者當政，對於那些不遵從自己的士大夫，當權者都會對其加以迫害。

竹林七賢是最典型的例子，竹林七賢指三國魏正始年間（240—249），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賢之稱。因常山陽縣（今河南輝縣一帶）竹林喝酒、縱歌，肆意酣暢，世謂竹林七賢。

魏晉時期，進入第二個禮崩樂壞的歷史時期，玄學盛興，也是文人隱居的催化劑。

三，九品中正形成階層特權

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推行，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隱逸風尚的形成，過去西漢實行察舉徵辟制度因戰亂廢止，改革選官制度勢在必行。

九品中正制，通過品評，將地方的士人分為九等，品評者"評委"為了自己家族能夠長盛不衰，選取人才假公濟私，長此以往便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

階層的形成，造成了絕大多數不是人才的人才，選擇了隱居來逃避殘酷的競爭，或者證實自己不屑於和混沌的社會為伍。

四，門閥士族阻斷上升通道

九品中正制後期，被西晉的士族門閥取代，門閥士族以宗族為紐帶形成了封建特權集團，形成於魏晉，鼎盛於東晉。

門閥士族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等級界限十分明顯，手中權力很大，把持朝政，那些寒族子弟的政治社會地位十分低下，只能任低階小官，被排擠在世族上層社會之外。

普通士人很受打壓，無法在政治上施展拳腳，很多隻好選擇歸隱山林，歸隱田園。東晉末年庶民劉裕崛起，廢除了門閥士族。

五，亂世時期僧道數量激增

除了一般平民百姓，文人雅士，落魄貴族，隱居山林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群體。

這個群體就是和尚和道士。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出家人很多，由於和尚道士社會地位較高，沒有衣食住行困擾，所以很多青壯年和犯了罪的人選擇加入到寺廟和道觀之中。

在漢代和唐代之間，夾著一個歷史的叢林地帶，那就是三國兩晉南北朝。在這段時期，政治和軍事亂象叢生，你方唱罷我登場。可在這亂象之中，文學、藝術、科技和醫術等方面卻成為亮麗的風景線，光耀千秋。你看，鄉間小路上，身著麻袍的華佗在行醫；夜間爐火點點，煉丹師葛洪已成為中國最早的化學家；會稽山間惠風和暢處，王羲之和朋友們在玩曲水流觴，轉眼間《蘭亭序》墨色淋漓；大畫家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剛剛畫完，數學家祖沖之已經造出了指南車、編出了《大明曆》、算出了圓周率，而地理學家酈道元的《水經注》則正好寫了一半……尤其是在魏晉時期，以嵇康、阮籍、山濤、阮咸、向秀、劉伶、王戎為代表的“竹林七賢”等名士，他們經常在竹林裡攜手共遊，開懷暢飲，高談闊論，為清談名流的出現和魏晉興亡做了很好的註腳。

在魏晉亂世，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襲了春秋戰國和秦漢以來的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軍事學思想，無論在實際的智慧水平還是在廣泛的社會聲望上都能有力地輔佐各個政治集團。因此，爭取他們，往往關及政治集團的品位和成敗；殺戮他們，則是因為確確實實地害怕他們，提防他們為其他政治集團效力。

何晏，玄學的創始人、哲學家、詩人、謀士，被殺；張華，政治家、詩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殺；潘岳，與陸機齊名的詩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殺；謝靈運，中國古代山水詩的鼻祖，被殺；范曄，寫成了皇皇史學鉅著《後漢書》的傑出歷史學家，被殺……這個名單可以開得很長，那些僥倖存活的名士文人，嚇壞了一批，嚇得庸俗了、膽怯了、圓滑了、變節了、噤口了。以“竹林七賢”為代表一些人，從驚嚇中回過神來，重新思考哲學、歷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於是，歸隱山林便成為一種獨特的生活方式。雖然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後來還是沒有躲開被殺的下場。看一下阮籍當時的心態，都嚇成這樣了，他能不躲起來嗎！阮籍在這首詩裡抒發了自己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的憂患心情。當時正是司馬氏政權“名士少有全者”的政治恐怖氣氛，使阮籍時刻感到死神的威脅。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阮籍《詠懷詩》之十三)

在魏晉當時的政治生態下，政權的鬥爭異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們不僅無法施展才華，而且時時擔憂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莊哲學，從虛無縹緲的神仙境界中去尋找精神寄託，用清談、飲酒、佯狂等方式來排遣苦悶的心情。

在文學上，“竹林七賢”的作品基本上繼承了建安文學的精神，但由於當時的血腥統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採用比興、象徵、神話等手法，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期盼能移風易俗，改變政治環境。名曲《廣陵散》的作者嵇康，在作品中強烈盼望著“移風易俗”世風的出現：

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敝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為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盪滌塵垢。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

看，嵇康的理想是多麼美好，但在當時的環境下，嵇康也只能在躲在竹林裡，喝著小酒，作這種暢想式的表達。

在第一部分筆者已經介紹了曹氏和司馬氏出於政治的原因，殺掉了一些名士文人。從魏晉名士的文學思想和行事方式上，特別是他們骨子裡具有清高孤傲的性情，當政者也是無法容忍的。

魏晉名士集儒者的建功立業與道家的曠達自然於一身，養成了 中國士人的新精神。本來在孔子身上就有視富貴如浮雲與“能富貴，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的兩重人格，在魏晉名士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更為激進。人格的兩重性，使名士們不能不清談，因為心中有塊壘不能不發表，不同的政見和思想不得不爭辯，只有清談聚會能為他們提供一個自由辯論的場合。名士聚會，個個風度嫻雅，或如“瑤林瓊樹”，或如“璞玉渾金”，或如“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用貴族潔白的手，揮動玉柄麈尾，侃侃而談，激烈辯論。有時辯得面紅耳赤，廢寢忘餐。孫盛與殷浩辯論問題，相互批駁， 難分高低，僕人端上飯菜也顧不得吃，雙方揮動麈尾，尾毛落滿菜碗，辯到天黑竟忘了吃飯。殷浩對孫盛說：“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盛說：“卿不見決鼻牛，人當穿卿頰!”他們爭論到互相動氣，但事後仍是好友。清談會上自由辯論，學術民主，推動了玄學理論的發展，也提高了名士的思辯水平。但是，名士文人們的辯論，難免不涉及政治和對君主的評價，在這些評價和辯論內容中，有許多充滿了對政權的冷嘲熱諷內容，“竹林七賢”的命運和一些人被追殺，大多與“妄議時政”有關。

第一、制度問題，當時選拔人才的機制比較不和諧，。魏晉時期還沒有科舉制度，雖說曹魏實行了九品中正制，但其實還是在門閥在上，這種選拔人才方式，出自寒門的名人雅士，還是得不到途徑，去施展自己的報負！

第二、政體的原因，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政權幾乎，是由世家來控制。比如說，晉朝和王謝共治天下的說法！這就導致了人才管理的腐敗和黑暗，就像王羲之的兒子王獻之，官職是將軍卻馬都不會騎！一般的人很難進入這種國家平臺！

第三、可能是因為品德氣概問題，既然是隱士，那麼品德和修養肯定是非常高的！就算有的是世家名士後代，比如說是名將陶侃後代的陶淵明，看不慣官場的黑暗，不願意為五斗米折腰的氣節，辭官不做，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第六、魏晉時期畢竟也算是亂世，有的人可能經歷了常年的亂局。一個感覺不安全，另外一個隱居起來好研究學問，所以選擇做隱士，不再入世看見世間悽苦，眼不見心不煩！

因為以下原因：一、屬於不同的政治集團。在一個比較紛亂動政治環境下，因為政治的無序，與當政者政治利益和政治情操的不同而歸隱。二是因為正是看見政治的險惡，站隊不對就會有殺身之禍，因為避禍全身而歸隱。

首先是司馬氏簒了魏家的權。殺害了儒家很多士大夫。先知先覺的人，有是非觀念的人都有出仕的想法。歸園田居的陶淵明也是身心俱歸。並寫出了桃花源記。今天依舊是很多人心中的室外桃園。

魏晉時期屬於仕伐門族當政的時期，名門望族控制著朝政。普通人再有才華，因為出身的低下，也得不到重用，甚至遭人排擠陷害，後果都不是很好。所以那時就興起隱逸之風，寄情于山水，排洩心中的鬱悶之情。

大環境，是真的不好。

然而現實中的，是這些隱世，大多是名家出身而歸山林，然後又流出訊息來讓人知道他在隱世。

不是名門大家的隱世，只能是一個正常的山野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