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來看魏晉時期是政治上極端黑暗的時期。司馬氏集團隨意羅織罪名陷害知識分子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史書中所謂“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指的就是這種情況。最典型的莫過“竹林七賢”之首的嵇康，因為得罪了司馬昭的心腹鍾會，便被以莫須有的“不孝”罪名處死，致使當時以至於後來的讀書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慄。

魏晉之際，董仲舒開創的“儒學獨尊”的局面已經式微，體現宗法等級制度和門閥觀念的“名教”聲名狼藉，此間，何宴和王弼發起“正始玄風”，提出“名教出於自然”，從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礎之上。這個時期，自然科學得到長足的發展，如醫學上漢末張仲景的《傷寒論》、其後王叔和的《脈經》、皇甫謐《鍼灸甲乙經》，數學上魏晉之際劉微注《九章算術》等等，其科學成就，也都得到哲學概括。何晏和王弼的玄學後經裴危和東晉的郭象等人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魏晉玄學對自然、生命、人性、社會、必然與偶然、天命與人力等命題，進行了哲學思辨，標誌著哲學發展進入一個新階。

在這種背景和歷史條件下，蔑視禮法、沖決綱常名教束縛、張揚個性，就成為魏晉名士的精神追求。他們寄情山水，談玄論道，恃才放狂，傲視古今，是時代的叛逆，具有極其鮮明的個性特徵。

現實的黑暗，使他們咀嚼人間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虛之學又撫慰他們受傷的心靈，他們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棲息之地。山水竹林不但是他們的生存環境，更是他們的審美物件和藝術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他們藉助山水錶達對“道”的追求和對“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嚮往。這就出現了一種現象，一方面他們對現實生活有強烈的真切的感受，“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他們處處真情流露，悲天憫人，其作品中充溢著生命意識，沉鬱哀傷;另一方面他們超凡脫俗，“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具有很強的個性解放色彩。“目送飛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心遊太玄”，嵇康這四句詩，可看作是魏晉名士精神追求的生動寫照。

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巨人的時代，在文學藝術方面更是卓然挺拔、風流輩出，它如同歐洲文藝復興，卻比歐洲文藝復興早一個世紀。這個時代出現的大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三曹”、“建安七子”和蔡琰以外，還有以嵇康和阮籍所代表的“竹林七賢”，至於在這以後，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謝赫的《畫品》、鍾嶸的《詩品》、王羲之的書法、謝靈運的山水詩、宗炳的山水畫、顧愷之陸微探張僧繇的人物畫、陶淵明的田園詩、酈道元楊銜之的寫景散文等等，差不多都有劃時代意義，其藝術成就和藝術見解，有的至今還有不可企及之處。

魏晉名士中許多人不但有堂堂儀表，更有超拔的精神和非凡的氣度，因而有獨特的魅力。如:“竹林七賢”之首“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曰:‘蕭蕭如松風下，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如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將崩!’”書聖王羲之被他同時代的人視為“飄如遊雲，矯如驚龍”……不少名士都有這樣的美譽。

作為知識精英，魏晉名士們的舉止行為都體現了時代的風尚，一般都具有如下特點:

志趣玄遠，不滯於物

《世說新語》記敘劉裕焚車:

阮光祿(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親，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

因無人借車就乾脆把車焚燬，和文章開頭講阮籍酒醉臥在有夫之婦身側酣然大睡一樣匪夷所思。然而，這正是這類人的超拔之處。他們不就事論事，不滯物拘禮，也不男歡女愛，兒女情長，而出類拔萃，旨趣玄遠。這是用世俗觀念和常人之理是無法解釋的。

多情善感，內心痛苦

阮籍常常駕著馬車任其狂奔，到了走不通的地方，便失聲痛哭。

桓溫率師北征，途中看見自己先前種的柳樹已經長粗到十圍，不禁感慨道:“樹木尚且這麼容易衰老，更何況人呢!”於是他攀折柳條，眼淚奪眶而出。詩人庾信以桓溫悲柳為題材在《枯樹賦》寫道:“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逢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阮籍母親去世，他為母親送葬的時候，悲痛不已，竟然大呼一聲“窮矣”!口吐鮮血數升，昏倒在地多時。

支道林喜歡餵養鶴，有人送他一對鶴。他怕鶴飛了，便把鶴的翅膀剪去。鶴不能飛，卻表現出陰鬱懊喪的樣子。支道林看見這種狀貌，感觸很深，說:“這鶴有直衝雲霄的雄偉姿態，怎麼會願意供人們在近處玩耍!”於是，把鶴餵養了一陣子，待它們長大了，便放它們遠走高飛。……

魏晉名士都有豐富熾熱的感情，悲天憫人的情懷，愛屋及烏，將心比心。他們孤寂感傷，常常以淚洗面，哽咽不止，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感覺敏銳，心胸博大，慈悲為懷。

寄情山水，談玄論道

寄情山水就是隱居，或者喜好遊山玩水，不必多解釋，談玄論道則要多說幾句。魏晉名士大都熟悉老莊，並以老莊為旨歸。那時候他們經常聚集在一起“共談析理”--類似於古希臘哲人蘇格拉底、柏拉圖等人組織和參與的各種哲學辯論，而“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嵇康)。《世說新語》中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如:

何晏為吏部尚書，有威望。時談客盈座。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聞弼名，因條曏者勝理，語弼曰:“此理僕以為極，可得復難不?”弼便做難，一座人便以為屈。於是弼自為客主，皆一座所不及。

說的是曾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王弼，積極參與專家學者的哲學沙龍，他以自己的智慧和雄辯為眾人所歎服，竟然做了幾回“老大”。看來當時的討論是民主平等的，並不論資排輩，更不以勢壓人，而是看能力和水平，有本事就上。

蔑視權貴，寧折不彎

魏晉名士大都有氣節有情操，蔑視權貴，淡泊名利，清虛自守。最典型的莫過於嵇康。嵇康一次赤著膀子與向秀打鐵，司馬昭的心腹鍾會騎著高頭大馬威風凜凜來進行所謂“訪問”，其實是想與嵇康“套近乎”。嵇康頭也不抬，冷冷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你聽說什麼了，急匆匆趕來?你又見著什麼了，將馬不停蹄趕回去?)鍾會十分惱怒，說:“有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我自然是聽到了一些情況才來，現在又親自目睹了這些再回去。)鍾會自取其辱，恨恨不已，撥馬回頭。還是這位鍾會，他附庸風雅，寫了一本所謂哲學著作《四本論》，想得到嵇康的讚賞。一天他把《四本論》的手稿揣到懷裡，來見嵇康。走到嵇康門口，竟然不敢敲門進去。猶豫半天，還是作罷，索性把手稿扔掉，匆匆溜走。有權有勢、仗勢欺人的鐘會，在嵇康面前何其渺小猥瑣，簡直是個微不足道的跳樑小醜。當然司馬昭、鍾會之流是不會放過嵇康的。嵇康終於為其所害，死於非命。《世說新語》中這樣寫嵇慷從容赴死:

嵇康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真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作為知識分子的高標，嵇康萬古垂範。

作為時代風尚，這四點是魏晉時期知識分子的共性，但同魏晉以前和以後各個歷史時期來說，這又是個性。當然，這也只是大致的說法，就魏晉名士中的某一個人來說，其個性又有所側重。而且也不排除有個別知識分子沒有骨氣，甚至傷天害理。前者如“竹林七賢”中的山濤，後者如進讒言害死嵇康的鐘會。

魏晉名士的個性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如果我們不瞭解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和具體環境，不瞭解他們各自的經歷和生活道路，如果我們沒有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就無法理解他們的各種舉措和許多日常行為。盲目效仿，就會貽笑眾人。

魏晉士人一般都具有蔑視禮法、沖決綱常、名教束縛、張揚個性的精神追求；他們寄情山水，談玄論道，恃才狂放，傲視古今，是時代的叛逆，具有極其鮮明的個性特徵。

這是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條件才行成的。

從歷史上來看魏晉時期是政治上極端黑暗的時期。司馬氏集團隨意羅織罪名陷害知識分子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史書中所謂“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指的就是這種情況。最典型的莫過“竹林七賢”之首的嵇康，因為得罪了司馬昭的心腹鍾會，便被以莫須有的“不孝”罪名處死，致使當時以至於後來的讀書人提起此事都不寒而慄。

魏晉之際，董仲舒開創的“儒學獨尊”的局面已經式微，體現宗法等級制度和門閥觀念的“名教”聲名狼藉，此間，何宴和王弼發起“正始玄風”，提出“名教出於自然”，從而把“名教”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礎之上。這個時期，自然科學得到長足的發展，如醫學上漢末張仲景的《傷寒論》、其後王叔和的《脈經》、皇甫謐《鍼灸甲乙經》，數學上魏晉之際劉微注《九章算術》等等，其科學成就，也都得到哲學概括。何晏和王弼的玄學後經裴危和東晉的郭象等人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魏晉玄學對自然、生命、人性、社會、必然與偶然、天命與人力等命題，進行了哲學思辨，標誌著哲學發展進入一個新階。

現實的黑暗，使他們咀嚼人間的辛酸，倍感痛苦，而玄虛之學又撫慰他們受傷的心靈，他們感到自己又有了精神棲息之地。山水竹林不但是他們的生存環境，更是他們的審美物件和藝術創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他們藉助山水錶達對“道”的追求和對“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嚮往。這就出現了一種現象，一方面他們對現實生活有強烈的真切的感受，“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他們處處真情流露，悲天憫人，其作品中充溢著生命意識，沉鬱哀傷;另一方面他們超凡脫俗，“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具有很強的個性解放色彩。“目送飛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心遊太玄”，嵇康這四句詩，可看作是魏晉名士精神追求的生動寫照。

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巨人的時代，在文學藝術方面更是卓然挺拔、風流輩出，它如同歐洲文藝復興，卻比歐洲文藝復興早一個世紀。這個時代出現的大家，除了前面提到的“三曹”、“建安七子”和蔡琰以外，還有以嵇康和阮籍所代表的“竹林七賢”，至於在這以後，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謝赫的《畫品》、鍾嶸的《詩品》、王羲之的書法、謝靈運的山水詩、宗炳的山水畫、顧愷之陸微探張僧繇的人物畫、陶淵明的田園詩、酈道元楊銜之的寫景散文等等，差不多都有劃時代意義，其藝術成就和藝術見解，有的至今還有不可企及之處。

魏晉名士中許多人不但有堂堂儀表，更有超拔的精神和非凡的氣度，因而有獨特的魅力。如:“竹林七賢”之首“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曰:‘蕭蕭如松風下，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如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將崩!’”書聖王羲之被他同時代的人視為“飄如遊雲，矯如驚龍”……不少名士都有這樣的美譽。

作為知識精英，魏晉名士們的舉止行為都體現了時代的風尚，一般都具有如下特點:

1、志趣玄遠，不滯於物

2、多情善感，內心痛苦

3、寄情山水，談玄論道

4、蔑視權貴，寧折不彎

作為時代風尚，這四點是魏晉時期知識分子的共性，但同魏晉以前和以後各個歷史時期來說，這又是個性。當然，這也只是大致的說法，就魏晉名士中的某一個人來說，其個性又有所側重。而且也不排除有個別知識分子沒有骨氣，甚至傷天害理。前者如“竹林七賢”中的山濤，後者如進讒言害死嵇康的鐘會。

魏晉名士的個性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如果我們不瞭解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和具體環境，不瞭解他們各自的經歷和生活道路，如果我們沒有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就無法理解他們的各種舉措和許多日常行為。盲目效仿，就會貽笑眾人。

中國有兩個時代受外來文化的衝擊，對自我文化產生懷疑。一是魏晉時期，漢末的混亂，儒學的治世之功受到極大懷疑，佛教此時在中國發展；另一個時期是清末民初，新文化運動，以西方科學改良中國。

魏晉時期，政權更迭頻繁，且多是篡權，政治倫理喪失，貴族勢力強大，魏晉忠孝二字去掉了忠，只能談孝。

至東晉更是門閥治世，王與馬共天下，王導家代表的貴族與司馬家共有天下，政治的混亂，士人無力，而心又不甘，避世與全身，成為主要的思想傾向。正如魯迅所言，魏晉風度，就是喝酒，磕藥，清談，寫文章。

磕藥，就是五石散，吃完渾身發熱，由曹操養子何宴首先開始服用，隨後成為流行，麻痺自己的一種方式。

清談也是當時流行的社交活動，一般伴以服散，裸露和美酒。

佛教開始流行，一是梁武帝的推廣，再則黃老之學的避世全身之學典籍有限，除了老子5000言，僅有莊子，完全不夠讀，佛教浩如煙海的經典滿足了這種需求。

從幾個鮮明的人物命運，可以一窺那時士人的風度。

竹林七賢是那個時代文人圈子的頂級圈層，其中之一劉伶，每日駕車遊蕩喝酒，後面跟一個人扛著鋤頭，說，死便埋我！在哪裡喝死了，你就在哪裡把我埋了便是。灑脫如此。

嵇康對司馬氏極度鄙視，每日打鐵喝酒不附權貴，鍾會多次結交反遭其羞辱，最後被誣陷害死獄中。

謝靈運則顯示更多的矛盾性，生於王謝堂前燕中的謝家，家世顯赫，然恰逢劉裕以宋代晉，劉宋皇帝欽佩謝靈運的文學，並不希望他參與政治，謝靈運則對時局不滿一心改良政治，最終在失意時，寫出：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此詩自比張良，表達的是對前朝的忠誠，最終被宋文帝劉義隆處死。

魏晉士人，不滿現實，抗爭無力，避世，全身，充滿矛盾性。

魏晉時期，朝代更替頻繁，尊儒家而儒學無用，士人轉而鑽研老莊玄學。

魏晉人物前期風流倜儻，乖張不羈，後期道德淪喪，醉生夢死。

分為兩個階段，曹魏時期，晉一統天下時期。

一、曹魏之際：

士人風流倜儻，乖張不羈。

魏晉交替，社會動盪、禮崩樂壞、政治黑暗、權力鬥爭血腥無比，稍有不慎就是身死族滅。一些士人為了生存和避免捲進政治漩渦中，就開始了清談和玄學。

何晏帶頭服五石散，高談玄學，清談之風就此流行。

劉伶常一絲不掛於屋中飲酒，後世還留下了“”劉伶醉”的典故。

阮籍心向曹魏卻又無能為力，只能青眼白眼、窮途而哭、縱酒疏狂、母喪不守照常飲酒食肉。

士人追求享樂，道德淪喪。

曹丕廢漢立魏，為了尋求士人階層的支援，建立九品中正制，保證門閥士族的特殊利益。

司馬懿父子篡魏背信棄義，手段殘酷，以至於到了東晉，其後世子孫知道了祖先得位的過程都說“若如此，晉祚安得長久？”

九品中正制與司馬家得位不正放縱士族，士族無需奮鬥就可以坐享富貴打壓寒族。

晉一開國，社會上就瀰漫著一股奢侈之風。

石崇鬥富，殺侍女，蒸女人吃，扭曲變態。

世家大族只顧鬥富享樂，不顧社稷，使得民心盡失，終至五胡亂華，神州陸沉。

魏晉時代不僅是 文的自覺的時代,也是 人的覺醒時代。作為魏晉文化的開拓者和領導者,魏晉士人深感社會制度的腐朽與政治統治的黑暗,繼而轉向玄學，醉心於詩酒、放誕其言行、崇尚個性與自由，最終形成了為後世稱頌的 名士風流 。

魏晉士人的人格意識中,瀟灑飄逸的姿容氣度、不拘禮節、崇尚自然率真的情感追求、濃郁悲涼的生命意識以及自由逍遙的人生理想等四個方面的特質構成了當時士人人格的主要內容。魏晉士人的人格魅力超越了時代並及於後世,如曹植、阮籍、陶淵明等對中國後世文人人格產生了深遠影響。

嵇康善丹青，唐人張彥遠《》載，其時有嵇康的《巢由洗耳圖》《獅子擊象圖》傳世，後已佚失。

他的著作《養生論》斐名天下，文中弘揚“淡泊名利、抱一守真”

就拿竹林七賢中的嵇康來說吧。

嵇康-廣陵散

嵇康：（224-263）字叔夜，是三國時期曹魏士大夫代表人物之一。他不僅是文學家、思想家，同時還是偉大的音樂家。

嵇康早年家境平寒，但自幼稟賦奇才無師自通，氣質超凡脫俗談吐高雅。被時人稱為“龍章鳳姿”、“爽朗清舉”，位列竹林七賢之首。善於音律，創作有《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合稱“嵇氏四弄”，於東漢“蔡氏五弄”

合稱“九弄”作為科舉取士的條件之一。

留下的“廣陵絕響”典故被後世傳為佳話。

“廣陵散”更是成為中國十大古琴曲之一。

嵇康遵循“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哲學，音樂理論文學名篇《聲無哀樂論》表達了他對音樂的灼見，是中國音樂史上站出來反對儒家音樂與政治相通理論的第一人；他精於笛藝、更擅彈琴，喜歡“抱琴行吟、獨釣草野”，“目送飛鴻、手揮五絃”；作為文學家，他常常“琴詩自樂”，詩文多與琴相關。

湖浸簾月，最羨風姿，情懷灑脫，行吟霜雪；

高格香徹，琴心彌絕，雲舒淡影，為春著色。

文如流丹綻梅萼，詩如秋水印晚霞。

《琴賦》序言節選-

“餘少好音聲，長而玩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倦。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眾器之中，琴德最優。集中反應了他對琴樂的理解，《琴賦》被公認是音樂諸賦中的千古絕唱！

嵇康自幼聰穎，博覽群書，廣習諸藝，又喜愛老莊學說；身長七尺八寸，容止出眾。後娶魏武帝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拜郎中，調中散大夫，世稱“嵇中散”。後隱居不仕，屢拒為官。因得罪司隸校尉鍾會，遭其構陷，而被掌權的大將軍司馬昭處死，時年四十歲。

嵇康與阮籍等竹林名士共倡玄學新風，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審貴賤而通物情”，成為“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袁巨集列其為“竹林名士”之一。他的事蹟與遭遇對於後世的時代風氣與價值取向有著巨大影響。嵇康工詩善文，其作品風格清峻，反映出時代思想，並且給後世思想界、文學界帶來許多啟發。又注重養生，曾著《養生論》。

今有《嵇康集》傳世。

魏晉文人的浮誇風：

一本《世說新語》，一個“竹林七賢”的佳話，給人的感覺，魏晉文人雅極。他們不拘禮法，清談、吃藥、喝酒。嵇康對司馬氏不合作；劉伶縱酒佯狂，抬棺狂飲；阮籍驚世駭俗，醉酒兩月不醒。但“竹林七賢”當中並非都可稱“賢”，山濤、王戎等先後投靠司馬氏，歷任高官。魏晉文人在雅的背後，更突出的是浮風之興，名利心切。

魏晉文人的浮風超過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個時代的文人圈子裡，都少見魏晉文人之間那種肉麻的吹捧。所謂的肉麻，就是言過其實。這個時代的文學成就並不高。謝靈運自誇：魏晉以來，天下文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其他人共分一斗。這般自誇，不是雅而是俗。陸機被稱之為“文章冠世”，宰相張華當面誇他：“人之為文，常患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也。”誇獎一個人，還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誇法！其弟陸雲誇得更凶：“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妒嫉到這樣的程度。後葛洪又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洞之吐波，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絕乎！”文人相輕固然惡習，而文人相互吹捧，更讓人不耐。

魏晉文人的瀟灑悲涼：文人的瀟灑源自於骨子裡的清高，文人的痛苦也同樣源自於骨子裡的清高。中國古代的文人中，最讓我欣賞的就是魏晉時代的那些文人。魏晉文人以其獨特的精神氣質，為後世流傳了許多佳話，他們的詩文也為後世留下了難以抹去的思想光輝。

魏晉南北朝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亂的時期之一，山河破碎，家破人亡，人民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文人們報國安天下、治世救黎民的雄心壯志在太平盛世還可以一展身手，但是在時運不濟的亂世只能鬱郁終生。

酒是魏晉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原動力，在社會與自然的人生雙軌道上，他們更多選擇拋棄世俗，融入自然。從表面上看，他們似乎對自然充滿無限嚮往和熱愛，實則卻是不滿現實卻又無可奈何的消極逃遁。這時候，酒成了文人最好的朋友，大自然成了他們最好的精神歸宿。

魏晉世人總體性格是狂放不羈，樂於享受。

當時漢獻帝無罪被廢，曹操一家子竊取天下，名不正言不順。曹操一家子的態度是，我就是竊天下，有本事你也可以來竊天下。

由於當時曹操對於平定北方戰亂還是有貢獻的，士人們捏著鼻子也就認了。

結果報應來的快，更無恥的司馬家沒過多長時間又把曹家的天下搶走了。上演了一出司馬家欺負曹氏孤兒寡母的戲。司馬家深受曹氏重用，卻叛主謀逆，是小人，被天下人看不起。

士人們這下不幹了，我怎麼效忠真麼不要臉的小人呢？紛紛辭官歸隱，或不出仕。工作不幹了，那就平常喝點小酒娛樂娛樂。

魏晉士人攤上不要臉的君主，不想給他們幹活，只能自娛自樂，後世看起來他們就比較灑脫，不追求仕途。

魏晉時代的中國士人是整個中國歷史上最為解放的時代，不只是思想和意識形態上，更表現在外在的放蕩不羈，放浪形骸。著名的竹林七賢就是這個時期士人的代表。之所以是這樣有這個時代的侷限性，受統治階級的思想桎梏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