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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唯美古風倌

    兩人都是不同派別知識分子的代表,曾互為知己卻最終形同陌路。兩人之不甚相容不在於私怨,而在於不同的身份與處境。

    激進的資產階級左翼知識分子和溫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同處在在那樣一箇中國,註定分道揚鑣。

    在中國的現代史上,這兩派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前者多留學日本如:陳獨秀、李大釗、郭沫若;後者多留學英美如胡適、梁實秋、徐志摩。

    當時留學日本是最簡潔、最廉價的出路;而留學英美者則大多出身富裕之家。不同的出身,造成了不同階級與不同的價值觀。

    魯迅出生在沒落大家,從小遍嘗人生辛酸,見識過世間冷暖,去日本留學最大的原因是不但學費較低而且還有補貼。作為大哥,他不但要自己維持生活還要堅持理想,還要負責胞弟周作人的生活,他的敘述中,時時可見經濟的窘迫。最後不得已提前回國,以維持生計。而胡適則算是一生處境優沃,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出國不必為費用操心,回國後隨便就做了教授,從來就沒有為生計發愁過。不同的人生經歷導致不的見解。兩人就像是硬幣的兩面:魯迅眼極冷心極熱,不做作不掩飾,即使對朋友也常諷刺;胡適溫文爾雅,淡薄敦厚,極有君子風範。也許在今天,這些不同不會妨礙英雄相惜。可惜,他們身在那個破敗、貧窮、分崩離析的中國。

    五四之前,兩派人有共同的敵人——傳統的封建力量,於是此時兩人彼此配合緊密。胡適等人的《新青年》是大炮,而魯迅則用小說和雜文作炮彈,轟向封建的堡壘(新文化運動)。同時,作為學人,兩人經常在學術上交換意見,彼此也互相賞識。《魯迅日記》記載,魯迅寄胡適信十數次,得胡適信十封。他們互訪過,也在一起吃過飯。

    對於《新青年》時期的胡適,魯迅持肯定、讚美態度。他說:“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我佩服陳胡”。(《且介亭雜文•憶劉半農君》)他們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係頗為親密。魯迅在《無聲的中國》、《怎麼寫》等雜文中,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嘗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於白話文的論著後,魯迅贊其“警闢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信)

    然而,當共同的敵人表面上被擊敗,這脆弱的聯盟迅速瓦解。這時候激進的左翼和溫和的自由主義的矛盾凸顯。前者代表民粹,支援徹底的變革中國以求富強;後者強調國家,希望以溫和的改良改變中國。這就導致二者在許多關鍵問題上看法截然不同。

    矛盾的開始是“問題與主義”之爭。至此,魯迅開始了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交惡。以及隨後發生的女師大風潮,魯迅與陳西瀅、章士釗、楊蔭榆等人發生從文壇到法院的鬥爭。同時並與同為留學英美的徐志摩、梁實秋之間展開筆戰。從此直到其去世,烽煙不息。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領袖,魯迅自然對他的所作所為表示反感。於是對魯迅文中時有諷刺之語。比如:魯迅:知難行難;

    有些言論,恐怕也不甚客觀。如魯迅:出賣靈魂的秘訣

    當然魯迅抨擊胡適,並非是私人恩怨,更多是攻擊或者反擊胡適這一派人。就個人來說,魯迅對胡適評價雖不親切,但並無惡意:

    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憶劉半農君

    胡適作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楷模對待魯迅表現出了極高的涵養,對魯迅的抨擊不辯解不反擊。並且對魯迅一直保持著比較客觀的評價,頗顯紳士風度。

    與蘇雪林的通訊中說

     我很同情於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於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儘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麼,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麼,否定的是些什麼,有些什麼是有價值的,有些什麼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蘇雪林認為魯迅著作抄襲)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分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

    胡適並不認同魯迅的思想,恐怕對魯迅的為人也不置可否。但是對魯迅的作品十分認可。魯迅逝世後,許廣平為《魯迅全集》出版事宜,請求胡適鼎力幫助,胡適慨予應允,他親自致信商務印書館的王雲五,促成了《魯迅全集》的出版發行。

    魯迅和胡適同為中國文化史上巨星。兩者不能相容,固然因為秉性相異,更多的則是時代所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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