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一點：《史記》是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它的編撰者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史記”一詞，早在司馬遷以前就有，如《六國表》：“秦燒天下書，諸侯史記尤甚”。此處所說的“史記”，是指先秦時期對史書的泛稱。按常規來說，無論什麼書都是由作者自己定的，而《史記》司馬遷還沒定名就已經撒手人寰。

《史記》初成後東方朔看後大加讚賞，美稱為“太史公書”。“太史”，是指司馬遷官職“太史令”，“公”是指對司馬遷的敬稱。而司馬遷在此書作序時，就題為《太史公自序》。東漢史學家班固編《漢書》，書中的“藝文志”介紹了司馬遷這部史書，因司馬遷還為書定名，所以當時稱為《太史公百三十篇》。其後又有很多史學家介紹過這本書，書名一直不統一，如王充的《論衡》裡寫作《太史公書》，漢末應邵《風俗通》中或稱《太史公記》，或稱《太史記》。至魏晉時期，司馬遷的這部書很廣泛，書名簡化成了《史記》被公眾所接受，一直流傳至今。

史官氣節是什麼，應該是極品，殺頭可以，編造歷史是不行的。司馬遷作為史官，忍受了那麼大的屈辱，最終完成自己理想的鉅作，精神可嘉……

首先太史公是小樓很崇敬的一位史學家

簡述經過：

武帝天漢二年，李陵遭遇匈奴糧盡矢絕之後最終降敵，武帝憤怒，群臣皆聲討李陵的罪過，唯有司馬遷說：“李陵侍奉親人孝敬，與士人有信，一向懷著報國之心。他只領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殺敵一萬多，雖然戰敗降敵，其功可以抵過，我看李陵並非真心降敵，他是活下來想找機會回報漢朝的。”然而，隨著公孫敖迎李陵未功，謊報李陵為匈奴練兵以期反擊漢朝之後，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馬遷也以“欲沮貳師，為陵遊說”被定為誣罔罪名。誣罔之罪為大不敬之罪，按律當斬。

面對大辟之刑，慕義而死，雖名節可保，然書未成，名未立，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之死無異。想到文王拘於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時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賦有《離騷》，左丘失明乃有《國語》，孫臏遭臏腳之刑後修兵法，呂不韋被貶屬地才有《呂氏春秋》傳世，韓非被囚秦國，作《說難》和《孤憤》，《詩》三百篇，大概都是賢士聖人發洩憤懣而作。 終於，在那個“臧獲婢妾猶能引決”的時代，司馬遷毅然選擇了以腐刑贖身死。至此，司馬遷揹負著父親窮盡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對極刑而無怯色。在堅忍與屈辱中，完成那個屬於太史公的使命。

小樓認為，每個人都有理想、揹負，在奮鬥途中總會遇到各種荊棘，有大有小，往往性格堅毅的人才能成功，“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雖是網路用語，卻形容的很貼切；建議看一看一部老電視劇《司馬遷》，可以看到他受宮刑之後堅持寫作的艱辛，一般人是想象不出的，這才有了傳世之作《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一部無與倫比的歷史典籍。小樓從中學到的是，堅持才有勝利的可能，做事不要輕易半途而廢，作為後輩，我們在品讀先輩們用汗水、鮮血和生命留下的文化瑰寶時，要有敬畏之心，要懂得借古鑑今，與時俱進，方能將之發揚光大，無愧於先輩們的良苦用心。

《史記》與《尚書》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也是諸侯爭霸時期，還是道理無用時期，更是禮崩樂壞時期，就一個字:“亂世時期”。

而此前，有《三墳》與《五典》存在，三墳與五典屬於更為久遠的歷史文獻！

在此書當中，伏羲太昊和神農還在歷史的最前頁。而到了亂世之時的《史記》和《尚書》當中，最前頁卻變成了發明多妻世襲制度的軒轅黃帝。惡搞歷史者，被後人膜拜之。

鬼與神，魔與仙，一念只差一線。

孔子刪尚書，遇到了如今的考古學，老騙子算是走到了盡頭。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在黃河流域幹了一百年，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半年前，中華文明搖籃改為長江流域，突破了孔子篡改的《尚書》和司馬遷著述的《史記》。

是亂世之時著述的《史記》和《尚書》把人類祖先指向了黃河流域。

結果卻是，逗你玩。

司馬遷寫《史記》本來可以不用這麼曲折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司馬遷如果不是為李陵辯解，他就不會被抓到大牢裡。

後來要是漢武帝，沒有誤信李陵給匈奴練兵，司馬遷就不會被判死刑。

司馬遷要是家裡有錢，他就不會被宮刑。

所以啊，司馬遷如果沒有為李陵辯解，而是附和朝中大臣對李陵的批評，他就不會被漢武帝抓起來了。

這樣一來，司馬遷就可以安心寫他的《史記》了。

但話又說回來，如果司馬遷沒有經歷過這番磨難，怕是寫出來的《史記》，就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史記》了。會是另外一種內容風格的通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