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自身有問題，有明顯的非正常民族立場。

萬曆時期社會執行基本非常良好。唯一的問題就是過分錯誤信任李成梁，導致建州部落叛國分裂。由此引發出東林黨作亂。

明朝後期努爾哈赤和東林黨兩個最最自私的團體是真正的癌症，並且起到了擴散的作用和結果。

我個人認為是張居正強行推動的變革損害了太多利益人，包括皇帝。

這些變革措施，從技術上都是好的，比如“一條鞭”吧，也是為國庫著想，但他併為讓利益干係人得到認可，以至於他在位的時候，都挺好，一旦去世，好像還被挖出來，挫骨揚灰了。

好，回到正題，《萬曆十五年》裡面總結了明朝的兩大癌症：

一是，經濟體制落後和施政的失敗，沒有建立起財政稅收的“數目字管理”。

作者意思是明朝政府作為一個農業大國政府內部組織性，協調性，政策性乃至技術手段都十分落後，面對廣袤國土，眾多的農業人口，不能有效的管理，從而財稅不能有效的“取之於民”，導致了以後王朝因為財政危機逐步衰落。

二是，政治體制僵化落後，圖虛名，不求實效。

簡單的說，就是明朝政府公務員天天以道德標準為衡量人能力的標準，同時也以德代法，以德代政來管理社會事務。

這樣造成結果就是社會管理方面因循守舊，公務人員因為缺乏具體法制約束成為“人前模範標兵，人後腐敗透頂”的兩面人。

但是異點君覺得黃仁宇這個結論有些事後諸葛亮，以今推古，特別是第一條諸如技術手段的問題，這是典型的上帝視角，穿越筆法。

1587年（萬曆十五年）那時候全世界哪個國家能達到“數目字管理”的水平？別說這個水平，當時能有效的進行全國行政管理的國家都少的可憐。

法國當時還屬於封建割據，英國也在內戰的邊緣，美國，德國還不存在，俄羅斯不僅內亂還處於農奴社會，為啥偏偏你崩潰了？把問題歸結於當時技術不先進無異說崇禎怎麼不用機關槍橫掃八旗軍一樣讓人無語。

《萬曆十五年》得出的結論，不僅是所謂明王朝的不治之症，也是中國王朝迴圈的不治之症，即所謂：以道德代替法治，以中央集權代替民主。

這和李約瑟的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有異曲同工之妙。

整個萬曆十五年的所謂精彩細節和篇章，都是圍繞“中國文化，不可能產生現代法制，不可能產生理性科學，不可能產生憲政民主“這個目的去服務的。

著名史學家陳梧桐說：“我查過《萬曆十五年》的腳註，並非完整引用，多是掐頭去尾，是在搞‘六經注我’——對我有用的材料才用，沒用的直接去掉。

《萬曆十五年》無論是有意無意，都是打壓東方價值觀和自信心，搞意識形態輸出的一把利器。

《萬曆十五年》以古喻今，其實是暗示現在的中國要以史為鑑：施行西方式的憲政民主，傳統道德全部西化。

其實，《萬曆十五年》和柏楊的《醜陋的華人》都是在20世紀，中國和西方差距最大的時候，一些人民族自卑的一種極致表現，企圖從歷史文化中尋找現世中國落後的原因。

想來其實可笑，萬曆十五年之後的長達兩百年（17，18）世紀，正是西方思想家、科學家大力鼓吹中國製度、中國文化的年代，那時候也有一批英吉利人和普魯士人，在寫《亨利八世十四年》。

最近剛好拜讀了《萬曆十五年》，體會還不一定非常深刻，但是作者從皇帝到首輔到小文武官到政治經濟體制，作了比較全面的探討，本人也確實有一些感悟。作者引經據論地綜合分析了大明王朝甚至是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的根本缺陷：作為農業為根本的大國，明朝代沒有逃脫落後的經濟體制，更沒有在那種環境下生長出行之有效的政治管理模式。中國千年來流傳下來的道德思想作為社會發展以及人民行事的準則，無法和法律有效的融合和互補。中央集權的行政方式，讓上不知民情，下不得天意，整個文官集團控制了民生髮展、官員任免、甚至國家軍隊。這樣就導致了越來越嚴重的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作者在書的最後也寫了其“大世界”觀，在全面看待世界其它國家的同時期發展史後，確實能夠看到，社會法制體系以及經濟體制的健康發展，一定是整個國家健康發展的重中之重。

明王朝的不治之症是王朝自身糾錯能力的缺失，這也整個皇權專制王朝的不治之症。體制所有正帶執行都是假定皇上永遠正確的基礎上的，王朝儘管制度制定近乎完美，但只要皇上一個人出問題，整個王朝體制就出大問題，並且還難以糾正，只能用一個更大的錯誤來解決目前小錯誤，最終帝國王朝的滅亡。人治的全稱是聖人治，意思皇帝代天牧民，是當世聖人治世，明王朝的不治之症也是聖人治的不治之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