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務運動”是晚清政府的一場“自救運動”。主要以引進西方先進機器裝置和科學技術為主。

奕訢，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和洋人打交道較多，所以也被稱為“鬼子六”，洋務運動的領導者。

在晚清興起的洋務運動中，“總理衙門”起到了“倡導於先、主持於內”的作用。而總理衙門是由恭親王奕訢於1861年1月奏請咸豐帝成立，是洋務運動的領導機構。所以對於洋務運動來說，奕訢主要起到了一個倡導和促進者的作用，是洋務運動堅定的支持者。沒有他在中樞的策應，地方上的操辦洋務、搞實業的大吏們將更加艱難。

地方上做洋務的則是一幫實力派大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人。其四人也因興辦洋務，被譽為“中興四大名臣”。

儘管這些人都想力挽狂瀾於即倒，然而，歷史的車輪是無情的，治標卻難以治本，“洋務運動”最終因“甲午戰爭”滿清政府的戰敗而宣告結束。

道光皇帝的六皇子奕訢（也就是後來的恭親王），是個文武兼備、才華出眾，並且是第一個推動洋務運動的人。如果道光皇帝當初傳位給奕訢，那麼世界歷史都可能改變。

原因一，奕訢一上臺就會搞“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可以使中國和世界列強，有正常的經貿往來。洋務運動首先可以盤活經濟，其次肯定能買到先進的武器裝備，來加強軍隊戰鬥力。原因二，奕訢肯定不會，在國力虛落、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和英國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奕訢肯定會透過政治談判的手段，和英國妥協關於鴉片的問題。

原因三，在奕訢強有力的英明領導下，大清能韜光養晦幾十年。奕訢如果當皇帝，應該能對內較快鎮壓太平天國、成功完成現代化改革；對外軍事政治剛柔並濟，讓大清贏得世界上的正常發展空間。

歷史證明，雖然恭親王奕訢，雖沒能當上皇帝，但在其1861年發動辛酉政變，奪得實際理政權後，其為政舉措是得到國內外一致肯定的。正由於奕訢參政後，推動了洋務運動、並且提拔重用了一大批諸如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左宗棠等漢族人才，才開創了“同光中興“的局面，使清朝迴光返照似地，多存活了幾十年。

辛酉政變後，奕訢對大清的影響力爆發式地增強，甚至使得華人只知恭親王奕訢，而不知有大清。 但正由於恭親王奕訢對政局影響力的增強，使慈禧渴望垂簾聽政而專治獨裁的利益受到了挑戰。

於是擅長權術的慈禧，最終藉機剝奪了恭親王奕訢的一切參政權利。從此以後，清朝的實際控制人淪為慈禧一人。由於慈禧只擅長權術，卻不是位合格的、能跟上時代發展的領導者，所以清朝的洋務運動最終還是“破產”了。由是，清朝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後，雖不斷有人要“師夷長技以制夷”，但最終逃不過成為被諸列強瓜分的物件。

當時的清朝，如果讓恭親王奕訢獨攬大權，那麼晚清的歷史，乃至世界的歷史，都會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因為即使在1840年，清朝經歷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慘敗，清朝的綜合國力，也還是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如果那時的清朝，及時出現位像日本明治天皇那樣的皇帝，及時改革圖強，那麼清朝的國運，一定會往更好的方向發展。中國作為一個強國崛起，肯定會影響到世界的方方面面。

恭親王奕訢是晚清高層政治中的重要人物，現代一般認為他是洋務運動的重要領導者、後臺，不過真實的歷史和這種既有的印象有較大的區別。

恭親王雖然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首任總理大臣，在19世紀60至80年代中葉主管外交、鐵路、海軍等各種洋務建設，但恭親王並稱不上是什麼洋務第一人。因為洋務運動在清王朝高層最有力的支持者並不是恭親王，實際上是慈禧太后。與現代人所理解的刻板、顢頇的形象不一樣，真實的歷史中，慈禧實際上也較有國際眼光，對洋務建設事業非常支援。

倘若真的要去選出晚清支援洋務的總後臺的話，非慈禧莫屬。

至於恭王的是非功過。最值得注意的是從祺祥政變之後，他和慈禧所展開的近20年的激烈權力鬥爭，這場政治鬥爭在清末高層官場所產生的破壞性無疑是巨大的。

另外關於恭王的才幹，現代網路網下常見到的文字多是持褒獎。但是也需要看到的是，在恭親王出山主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時，因為年輕，缺乏政治經驗，實際上並不是無可挑剔。

諸如被英華人擅權，最後無疾而終的阿斯本艦隊事件，其決策就和恭親王偏信赫德有很大的關係。而到了1875年北洋海防建設開始後，恭親王一度直接插手北洋海防的艦船購造，在赫德的影響下，決策購買了大批蚊子船，也是容易被引起詬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