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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山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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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大先生的故紙堆
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上的成果很多,舉凡考證、校訂和批評,都有涉及,而20世紀20年代出版的《紅樓夢辨》是他一部十分重要的紅學著作。
眾所周知,胡適、俞平伯被視為“五四”以來新紅學的代表人物。而新紅學的一個很大特點就是考證。
如果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主要集中在對作者(包括作者的身世、家世等)的考證問題上,那麼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則是主要集中在文字本身的考證上。
雖然,胡適的文章也涉及《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非一人所作問題,但卻與俞平伯的論說角度不同。
當時,劉大傑先生在致俞平伯的信中就認為:“胡適之先生是從外面書上的考證,先生是從內容的研究,證明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決不是一個人做的”。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舉出大量內證並結合外證,考定後四十回確非曹雪芹原作。書中舉出前八十回的內證來考索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後的內容,同時根據戚蓼生序本中的批語,考索另一個續本的內容,後來隨著脂硯齋重評本的發現,證明俞平伯所考不是另一個續本而是曹雪芹原本的內容,因此實際上也就是鉤沉工作。
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後來所說的《紅樓夢》探佚學的基礎。
《紅樓夢辨》又是《紅樓夢》版本學的開端著作之一。
在何紹基先生眼裡,作為新紅學的奠基人之一的俞平伯,與胡適有一個重大不同,那就是他不像胡適那樣,把文學研究中的考證方法絕對化。胡適在考證曹雪芹的身世和家世後,得出了一個“自敘傳”說。俞平伯在《紅樓夢辨》中也曾有過“自敘傳”的說法,但在《紅樓夢辨》出版後的第3年,即1925年,俞平伯發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修正了“自敘傳說”。
胡適把他在小說研究中應用考證方法,說之為“科學的方法”,“歷史的方法”,彷彿幾乎不可動搖的真理。俞平伯則不然,他說:“歷史的或科學的研究方法,即使精當極了,但所研究的物件既非歷史或科學,則豈非有點驢唇不對馬嘴的毛病。”
俞先生這番話指出了文學研究中可以應用考證方法,但文學作品既然不是歷史著作或科學論文,考證的方法的施用也就有限了。
如果誇大其詞,走向極端,純以“考據癖”來讀《紅樓夢》,那麼,很可能同“猜謎法”一樣,使人“覺得可憐而可笑”。
現在不也有人正沉迷於此嗎?
為此,俞先生希望胡適不要完全依賴“呆的方法和證據”,要用文學批評的眼光來看《紅樓夢》,也只有這樣,才能“淨掃”索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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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大洲文苑
推薦胡菊人的《小說紅樓》。
開本小可盈掌,鐵鏽紅封面,金黃字書名,配一盞古色古香燈籠,香港文化名人胡菊人《小說紅樓》到手,置於枕邊摩索把玩,似有書香溢位。小書短文,要言不繁,篇篇精緻,有趣有益。每回只讀一兩篇,回味綿長。附圖為後四十回與前八十回對比賞析,那後四十回黛玉說話,看似文采斐然,卻是冬烘套話,全無半點黛卿風韻。
胡先生說,低等讀書看故事,中等讀書看意蘊,高等讀書看文字。文學是語言藝術,所以偉大作家寫再長的小說,一字也不苟且。這正是讀當代作家百部不如讀古典文學一篇的原因所在。真正的深厚的古典文學修養與文化素養,是讀古典文學得來的,讀再多當代文學也沒用,因為那是文化的源頭與根基。北京連續兩年高考都有與紅樓夢有關的題目,就是一種文化導向。
回過頭來說《小說紅樓》,妙就妙在咬文嚼字,深得作者文心。一字之妙,往往通覽全書集納比較,見出曹雪芹駕馭文字的蓋世文功。許多文化名人終極讀書都歸向紅樓,頂禮膜拜不亞於宗教狂熱,也可見識紅樓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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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這本經典小說體裁的名著我想是大家非常熟悉。其實《紅樓夢》不只是一部小說,更多地深入細讀後,從著作中它映射出如哲學,歷史學,藝術心理,政治經濟,還有其他學科的東西在裡頭,從而才會有更多的人去研究《紅樓夢》,才把研究《紅樓夢》的學問稱為紅學。
在我們國內其實有非常多的名家名人都是屬於紅學家,像大家非常熟悉的魯迅先生,張愛玲,胡適,周汝昌,何其芳,劉心武等都是紅學家……還有非常多就不一一列舉了,還專門成立了紅學會,一起來共同探討研究。
既然紅學家那麼多,自然紅學研究的經典著作也不少,比如:周汝昌,周祜昌著的《紅樓夢真貌》,劉世德著的《紅樓夢版本探微》,馮其庸著的《石頭記脂本研究》,朱淡文著的《紅樓夢論源》,曾揚華著的《紅樓夢引論》這都只能屬於於紅學著作的一小部分,你們也可以談談你們所知道的紅學名著還有哪些?一起來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