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的巴黎，風起雲湧的時代思潮。

每一部偉大的作品，都將被打上時代的烙印，《悲慘世界》也是如此。

雨果很擅長描寫森林、大海這樣廣袤的意象。就像冉·阿讓帶著珂賽特回到巴黎時，他們在叢林中穿過，正是那些稀疏的倒影，隱藏了他們的身影，並將他們送往了光明。

而每一次，冉·阿讓在自然環境的襯托下，都彰顯出了一種特殊的力量。

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正席捲著一股浪漫主義風潮。其中一個重要口號，就是迴歸自然。除了對自然景物的描寫，還包含自然與人物內心的結合。

雨果深受影響，他的作品中常常出現自然環境描寫，並且，他也很擅長運用自然的優美，來襯托社會環境的惡劣。

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爆發。不只是法國，整個歐洲都在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

這種形勢下，人們的很多價值觀、道德觀必然發生改變。人們拋棄了以前很多不切實際的幻想，轉而更多地關注社會、城市與生存環境。因此，現實主義文學應運而生。

雨果在《悲慘世界》中，運用了很大篇幅，來描繪掙扎在巴黎底層社會的人民生活，以及他們的心理變化。同時，他還對巴黎的街道、乃至下水道都進行了許多真實細節的描寫。這些都為我們展現出了真實巴黎的樣貌。

可以說，《悲慘世界》既是用文學講述著歷史，同時，歷史也在影響著文學。

法國大革命前夕社會各階層人民的不同命運，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重重矛盾，歌頌了人性的善良與純真，鞭撻了統治階級和上流社會的相互傾軋的醜惡現象。

《悲慘世界》是雨果的代表作，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尖銳矛盾和貧富懸殊，描寫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命運，提出了當時社會的三個迫切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飢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猛烈抨擊了資產階級法律的虛偽。全面反映了19世紀前半期法國的社會政治生活。

這部小說的創作動機，來自這樣二件事實：1801年，一個名叫彼埃爾·莫的窮苦農民，因飢餓偷了一塊麵包而判五年苦役，刑滿釋放後，持黃色身份證討生活又處處碰壁；雨果自己的好友維克多年輕時的逃亡生活。

到1828年，雨果又開始蒐集有關米奧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資料，醞釀寫一個釋放的苦役犯受聖徒式的主教感化而棄惡從善的故事。在1829年和1830年間，他還大量蒐集有關黑玻璃製造業的材料，這便是冉·阿讓到海濱蒙特伊，化名為馬德蘭先生，從苦役犯變成企業家，開辦工廠併發跡的由來。

此外，他還參觀了佈雷斯特和土倫的苦役犯監獄，在街頭目睹了類似芳汀受辱的場面。

雨果在蓋納西島過流亡生活期間，用全方位的目光和思想，重新審視、反思一切。在此基礎上，對《苦難》手稿做了重大修改和調整，增添大量新內容，最終完成此書，定名為《悲慘世界》。

我細細的從頭細數那些情節：故事講述的是一位貧苦潦倒的工人就因為太餓，到麵包店偷了一塊麵包後經發現做了十九年的牢。出獄後，他遭人唾棄、鄙視、白眼相對。他連個過夜的地方都沒有，連狗都不願意接納他，當他舉起手扣響最後一扇門時，一位慈愛的老人映入眼簾，老人的笑容讓冉阿讓已經是冰雪裹著的心裸露了出來，如今鮮活地跳動著。他是米里艾主教。他說：“這扇門並不問走進來的人有沒有名字，但是要問他是否有痛苦。您有痛苦，您又餓又渴，這裡就是您的家。”。他關心人民的疾苦也理解群眾的唾罵對冉阿讓施加的壓力。米里艾主教用自己的善良溫暖他，洗淨他的靈魂，讓冉阿讓看見了世界溫柔的一面。很快，主教變成了冉阿讓最知心的人，他被米里艾感化，立志要做一個好人。冉阿讓決定改頭換面，重新生活，重新讓人們認識，他改名馬德蘭。他做到了，他透過自己的努力當上了市長。在一顆熾熱的心驅使之下，他答應了臨死的可憐女人芳汀照顧她的女兒珂賽特。

世界竟如此殘酷，冉阿讓已成為萬人愛戴的市長，卻因在為一位無辜的貧苦工人澄清時被人揭穿身份，他，承認了。於是，他又被抓入了監獄。但他卻不服於命運，他不相信，他的命運即是如此，他也不理解為什麼一個曾經犯過錯的人再重新開始做人就不能做一個好人。於是他逃跑了。冉阿讓找到了珂賽特，找到一處偏僻的地方隱居起來。多年之後，珂賽特與馬呂斯墜入了愛河，他們結婚了，冉阿讓過上了平靜而又孤獨的生活。然而，當冉阿讓再對這兩個年輕人講起自己和珂賽特的身世後，馬呂斯卻對冉阿讓拒而不見。當馬呂斯夫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在冉阿讓床邊懺悔時，冉阿讓撫摸著他們兩個的頭，揮動著沉重的翅膀，飛向了天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