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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應該都知道朱瞻基是明朝的第五位皇帝。統治時期，大明帝國進入了全盛時代，該揚的國威爺爺幫他揚了。

在未來的基本國策父親幫他定了，這哥們是個天生的高富帥，從小受過十分標準的皇室教育，很小的時候就表現出一股聰明勁，很討爺爺朱棣喜歡。

有其父朱高熾可以獲得帝王一定程度上都沾了他的光。

總體來說我認為朱瞻基，明宣宗，是一位好皇帝，締造了著名的仁宣之治，說他貪玩有點冤枉他了，作為一個皇帝，他只有一個特別的愛好，鬥蛐蛐，憑良心說，這根本不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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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瞻基在位時，勤於政事，恢復生產。主要的是他關心老百姓，對於老百姓的辛勤勞動，生活艱苦，他心裡十分清楚，要想國家昌盛，必須解決老百姓的生活問題。這一點是他爺爺朱棣所不能比的。朱瞻基主張：修養生息，清靜養民，不擾民。他更懂得，只有讓老百姓過自己的清靜日子，他們才不會被賦稅徭役所累，才會更好的種田，掙錢，過好日子

在朱瞻基統治的十年時間裡，雖然不長，但卻出現了歷史上堪與“文景之治”相比的“仁宣之治”，盛世之況不言而喻。

蒙古繼承了南宋的海軍和海上貿易，1274年蒙古進攻日本使用了900艘船隻，運送25萬士兵，1281年遠征日本派出4400艘船隻，1292年蒙古1000艘艦隻出擊爪哇。這些船隻是典型的平底船，長250英尺，寬110英尺，吃水250英尺，排水量1250噸，船高90英尺，六個桅杆，10多個密封艙，平均速度每小時4.4海里，中國的航海業已經進入成年，能力超過西班牙和葡萄牙。

明朝驅逐了蒙古，北部的邊患一直困擾著統治者，影響著中國其他一切對外交往，海洋和航海術根本不能引起中國縉紳們的關注。明朝政府不支援對外貿易，嚴格管制課以重稅，限定華人不得出海。對於政府來說，海洋意味著麻煩，而不是發展機會。

皇室要維護天下統一，就必須消滅貴族領主，要保證皇權至上，就必須消滅士族地主。漢動搖了血統觀念和貴族統治；唐挑戰了門第觀念和門閥政治；隋唐以後的帝國選擇了科舉考試選拔官吏，形成了官僚政治體制。

民權之說我們沒有這個提法，法家尊權而不尊民，儒家重民而不重權，道墨不談。深信賢人政治是中國政治思想之最大的缺點，儒家提倡一切政治由君子出，墨家提倡“一國之人上同於國君，天下之人上同於天子”，我們的選擇是人治和道德崇拜。

民視民聽怎樣才能表現出來，各家都說不出來。君主承認便是法律，他感到不便就不承認。法家商鞅主張“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結果是君主利益至上。執政者若違反民意（官方不說，老百姓無從知道，更不可能透過蛛絲馬跡去推論出什麼？況且官方會掩蓋事實真相，為擁有公權力的人辯護）除了到惡灌滿盈大家一起革命外，在平常我們找不到制裁或約束之法，只能看著皇帝無所欲為。

梁啟超先生認為歐洲的崛起不是堅船利炮，不是科學技術，而是擁有了新的哲學觀和方法論。王國維先生認為西學“長於抽象，精於分類”;中學“精於道德實踐，理性思維不足”。兩位先生都認為人類智慧要融匯，首先我們要了解世界，僅憑几本古書就想發揚光大中國學術這樣行不通。

梁啟超在批評傳統史學提出四點意見：

1、傳統史學給了人們朝廷的觀念，但沒有國家的觀念。

2、傳統史學給了人們個人的作用，但沒有群體的作用。

3、傳統史學只講過去的事情，不引導人們研究今天的事情。

傳統史學只告訴人們一件件事實，但不告訴事實中的原理。中國恐外仇外的人，想託庇於古老文明基本原理以求得慰藉，認定西方的科學精髓一定源於古代中國，需求自我麻醉。

歷史的真相重要，但梁啟超先生對傳統史學的四點建議在今天看來又是何等的睿智，歷史的真相僅是歷史事件的堆砌麼？科學不能把生活中的事物和心靈隔開，把世界變成赤裸裸的物質，在分解成質量、力、空氣等一些資料加以計算。歌德與席勒談到對科學的擔憂，批評自然科學正想剝洋蔥一樣一層層開啟，最後什麼都不剩下。西方的現代化發展結果就是廉價主義盛行毀滅星球。

今天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苛求任何實踐者，他的實踐告訴我們嘗試的結果和經驗。我們不僅要有還原歷史真相能力，研究今天的事情，更需要繼承前人的挫折、膽略和智慧的胸懷，來解決好當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