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開始，美洲原產的玉米、土豆、番薯、花生、辣椒等農產品，就隨著歐洲人的殖民擴張，迅速傳遍了世界，並直接引發了席捲歐亞大陸的“糧食革命”。全球人口也隨之發生了一輪瘋漲。其中，就以清初的中國最為突出。
對中國影響最大的美洲作物就是番薯（甘薯、紅薯）。
番薯的普遍種植給華人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兩個：
1、饑荒發生時可以儘量少地餓死人；
2、可以把儘量多的新生嬰兒養大成人。
明末，華人口大概是六千多萬（一說萬曆年間曾突破一億，姑妄聽之），這個數字和歷史上漢、隋、唐等大一統王朝的人口數量差不多級別。到清康熙年間，政局維持了長期的穩定，“童蒙白首一生不見兵革”，再碰上高產的番薯，人口就迅速突破了一個億。
康熙五十一年（1713），康熙帝釋出詔諭：“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即從這一年開始，只按康熙五十年的全國丁口來徵收丁銀。可見，人口的增長讓皇帝都覺得，只需按當時的人口規模徵收每年的賦稅，就足以應付帝國千秋萬代的財政開支了。到乾隆末年，長時間穩定的政局庇護和番薯的滋養下，華人口已經接近3億。我們今天的十幾億人口，就是康乾年間打下的基礎。
但是，這裡隱藏著一個巨大的統治危機：
高產的番薯固然能讓人儘可能少餓死，讓儘可能多的新生兒長大成人。因為那個時代，養孩子的標準沒什麼“優生優育”可言，就是簡單的“餓不死”。可是，等這些孩子長大了之後呢？人口已比明末翻了五倍，但可耕地有無可能同時翻五倍？我們都知道這是決不可能的！
當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或許只需要父母省下一口番薯就能存活。但成年之後，總是要成家立業的。每有一男一女成年，就意味著多了一個家庭。這卻需要大量的土地。人口基數越大，人口的繁衍增長就越快。何況承平日久，土地兼併日益嚴重，等於在火上又澆了一桶油。
而對乾隆皇帝來說，這是一個即使窮盡中國三千年統治經驗和智慧都無法解決的死局——注意，是死局！你能尿出三丈尿，卻變不出五倍可耕地來！！
於是，乾隆後期滋生了大量的“遊民”，也就是完全沒有土地的人。在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的傳統與國策下，他們不能透過經商或出海外謀生，來把自己的勞動變成財富，甚至難以生存。這些赤貧的人為了活下去，只好結成民間會黨，透過集體力量侵害良民，魚肉鄉里而生存。
到了乾隆晚年，這種民間結社、拜會已經十分流行，朝廷怎麼打壓都無濟於事，流民組織“有首有從”、“誅不勝誅”。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起義，就有大量的遊民參與，並最終剝下了“乾隆盛世”的皮。清朝花了八年時間，兩億兩白銀，才把這個起義撲滅。
其實，我們所說的“康乾盛世”，主要是拼經濟總量拼出來的“盛世”。
人口翻了這麼多倍，經濟總量當然可以嚇死狗。乾隆皇帝一個人，就統治著當時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坐擁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財富。但是，最後落到帝國內部的每個人，只有普遍的飢餓和貧窮。
尤其從乾隆四十五年開始，隨著皇帝日益衰老和鬆懈，與和珅“議罪銀”制度的推行，吏治迅速腐敗，官員懶政、怠政也十分嚴重。原本高效率的行政隊伍腐朽了，加上人均可耕地抓襟見肘，社會矛盾迅速激化。當英使馬戈爾尼漂了11個月來到中國的時候，在輝煌的圓明園和紫禁城外，他看到的就是一個充斥著貧窮、飢餓、腐敗、不公、欺凌、麻木的中國。
其實，所謂“康乾盛世”，也有過盛世的氣象。因為如果拼人口與經濟總量，那麼不管縱向與歷朝歷代相比，還是橫向與當時的歐洲各國相比，康雍乾這一百多年都是無可否認的天下第一。尤其乾隆年間，透過一系列戰爭，把帝國的版圖拓展到了中國歷史上實際控制（有常駐軍並設官經營）的最大範圍。我們今天960萬平方公里的實際控制領土，都是清帝國的殘餘。
乾隆帝在遺詔中，回顧自己一生的功業時說：
“數十年來，嚴恭寅畏，弗懈益虔……萬幾躬攬，宵旰忘疲。引對臣僚，批答奏章，從無虛日。各省雨暘豐歉，刻縈懷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軫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間遇水旱偏災，蠲賑並施，不下億萬萬。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賴天祖眷貽，海宇昇平，版圖式擴。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緬甸來賓，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爾喀，梯航所至，稽首輸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滅。”
以此而論，稱為盛世，似乎也無不妥。
但是，如果要拼人均生產力和物質生活水平，那麼康乾年間的中國無論是和同時期的歐洲相比，還是和漢代文景年間、唐朝貞觀、開元年間相比，都只不過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泡影而已。
自哥倫布1492年發現美洲開始，美洲原產的玉米、土豆、番薯、花生、辣椒等農產品，就隨著歐洲人的殖民擴張，迅速傳遍了世界，並直接引發了席捲歐亞大陸的“糧食革命”。全球人口也隨之發生了一輪瘋漲。其中，就以清初的中國最為突出。
對中國影響最大的美洲作物就是番薯（甘薯、紅薯）。
番薯的普遍種植給華人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兩個：
1、饑荒發生時可以儘量少地餓死人；
2、可以把儘量多的新生嬰兒養大成人。
明末，華人口大概是六千多萬（一說萬曆年間曾突破一億，姑妄聽之），這個數字和歷史上漢、隋、唐等大一統王朝的人口數量差不多級別。到清康熙年間，政局維持了長期的穩定，“童蒙白首一生不見兵革”，再碰上高產的番薯，人口就迅速突破了一個億。
康熙五十一年（1713），康熙帝釋出詔諭：“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即從這一年開始，只按康熙五十年的全國丁口來徵收丁銀。可見，人口的增長讓皇帝都覺得，只需按當時的人口規模徵收每年的賦稅，就足以應付帝國千秋萬代的財政開支了。到乾隆末年，長時間穩定的政局庇護和番薯的滋養下，華人口已經接近3億。我們今天的十幾億人口，就是康乾年間打下的基礎。
但是，這裡隱藏著一個巨大的統治危機：
高產的番薯固然能讓人儘可能少餓死，讓儘可能多的新生兒長大成人。因為那個時代，養孩子的標準沒什麼“優生優育”可言，就是簡單的“餓不死”。可是，等這些孩子長大了之後呢？人口已比明末翻了五倍，但可耕地有無可能同時翻五倍？我們都知道這是決不可能的！
當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或許只需要父母省下一口番薯就能存活。但成年之後，總是要成家立業的。每有一男一女成年，就意味著多了一個家庭。這卻需要大量的土地。人口基數越大，人口的繁衍增長就越快。何況承平日久，土地兼併日益嚴重，等於在火上又澆了一桶油。
而對乾隆皇帝來說，這是一個即使窮盡中國三千年統治經驗和智慧都無法解決的死局——注意，是死局！你能尿出三丈尿，卻變不出五倍可耕地來！！
於是，乾隆後期滋生了大量的“遊民”，也就是完全沒有土地的人。在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的傳統與國策下，他們不能透過經商或出海外謀生，來把自己的勞動變成財富，甚至難以生存。這些赤貧的人為了活下去，只好結成民間會黨，透過集體力量侵害良民，魚肉鄉里而生存。
到了乾隆晚年，這種民間結社、拜會已經十分流行，朝廷怎麼打壓都無濟於事，流民組織“有首有從”、“誅不勝誅”。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起義，就有大量的遊民參與，並最終剝下了“乾隆盛世”的皮。清朝花了八年時間，兩億兩白銀，才把這個起義撲滅。
其實，我們所說的“康乾盛世”，主要是拼經濟總量拼出來的“盛世”。
人口翻了這麼多倍，經濟總量當然可以嚇死狗。乾隆皇帝一個人，就統治著當時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坐擁著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財富。但是，最後落到帝國內部的每個人，只有普遍的飢餓和貧窮。
尤其從乾隆四十五年開始，隨著皇帝日益衰老和鬆懈，與和珅“議罪銀”制度的推行，吏治迅速腐敗，官員懶政、怠政也十分嚴重。原本高效率的行政隊伍腐朽了，加上人均可耕地抓襟見肘，社會矛盾迅速激化。當英使馬戈爾尼漂了11個月來到中國的時候，在輝煌的圓明園和紫禁城外，他看到的就是一個充斥著貧窮、飢餓、腐敗、不公、欺凌、麻木的中國。
其實，所謂“康乾盛世”，也有過盛世的氣象。因為如果拼人口與經濟總量，那麼不管縱向與歷朝歷代相比，還是橫向與當時的歐洲各國相比，康雍乾這一百多年都是無可否認的天下第一。尤其乾隆年間，透過一系列戰爭，把帝國的版圖拓展到了中國歷史上實際控制（有常駐軍並設官經營）的最大範圍。我們今天960萬平方公里的實際控制領土，都是清帝國的殘餘。
乾隆帝在遺詔中，回顧自己一生的功業時說：
“數十年來，嚴恭寅畏，弗懈益虔……萬幾躬攬，宵旰忘疲。引對臣僚，批答奏章，從無虛日。各省雨暘豐歉，刻縈懷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軫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錢糧者五、漕糧者三。積欠者再間遇水旱偏災，蠲賑並施，不下億萬萬。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賴天祖眷貽，海宇昇平，版圖式擴。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緬甸來賓，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爾喀，梯航所至，稽首輸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滅。”
以此而論，稱為盛世，似乎也無不妥。
但是，如果要拼人均生產力和物質生活水平，那麼康乾年間的中國無論是和同時期的歐洲相比，還是和漢代文景年間、唐朝貞觀、開元年間相比，都只不過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泡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