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這位老師是否有事先問過孩子為什麼沒有完成作業，當眾撕並扔掉學生作業本的行為都是不對的。
作為任課教師，佈置的作業不能得到學生的配合，首先需要反思的難道不是自己的能力和方法有問題嗎？
以下是我關於自己曾撕過一次學生作業的反思。
回溯一年的教學，最不能原諒自己的一件事便是當眾撕了同學的《文科愛好者》。
起因是總有一些同學不完成作業，理由是其他科作業太多了。
於是，我在班上重申了規則。一，每個同學每學期有三次無理由不完成作業的權利；二，可以在集體提交作業的三小時前，申請免作業，即當面完成老師隨機指定的當日作業中的一道題，如果與標答有百分之八十相似度，可不做當日作業。三，任何同學都可以質疑作業及作業量的合理性，只要理由有理有據，就可取消佈置的作業。
可隨著時間的後移，作業完成情況仍時好時壞，那幾次尤其糟糕。 我覺得必須給同學們一個教訓。
我向沒有這個煩惱的同事請教，她說，剛開學時，當眾撕了未完成作業的學生的練習冊，一下就順暢多了。
我當即認為那確實不失為一個方法。立即就把有三次未達標的作業選出來，在第二天上課時，讓他們告訴我一個理由，沒有理由的，就當著全班的面撕掉他們未完成的部分，冷酷地說：“既然不願意做，那就不做。”
可下了車，孩子低著頭來拿書的情景不斷撞擊著我，我開始懷疑這麼做真的妥當嗎；我是不是濫用了教師的權利，在羞辱孩子；有沒有不折損學生尊嚴，解決作業問題的方式？
這些反問折磨著我，一晚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我必須承認，我佈置作業，並不完全出於必要性，百分之六十的影響因素是我頂不住教學組的壓力。 開學前兩個月，我按照必要性和實際情況，對《文科愛好者》進行選做。由此教學組長几次在教研會上友好提醒我，要麼按量完成作業的佈置，要麼拿出成績來證明選做的合理性。
因為價值觀的不穩定，害怕承擔責任，我妥協了。我把我的焦慮和軟弱轉嫁給孩子們，讓他們來承擔後果。這很可恥。
另外，作為任課教師，佈置的作業多次不能得到學生的配合，首先需要反思的難道不是我的能力和方法有問題嗎？
在作業問題上，我顯然是用單一的標準在衡量和要求學生。可事實上，每個孩子的具體情況相差甚遠，我佈置的作業的難度和量並不適合每一個學生。既然不適合某些學生，那麼要求這部分學生必須完成就是錯誤的。
可在錯誤是我造成的情況下，竟然還當眾撕同學的練習冊，給他們施加壓力，以羞辱等方式來予以懲罰，其實質就是在戕害他們。 再者，雖然我給出了不寫、延時完成和減少作業量的方式，但實際上來申請的同學，是擅長語文的同學。不擅長或不喜歡這個科目的同學，在作業問題上並沒有得到改善。
以往我把這歸咎於，個體對自己的不負責，但我不是老師嗎，我的職責之一不正是促進學生成長嗎？而且我以給出了方式為藉口，不思考不面對不解決，我作業佈置方式不合理的事實，完全推脫了自己應負的責任。
還有，雖然我在撕練習冊前給了同學申辯的機會，且自以為詢問的態度是友善的，但我要孩子當眾回答，本身就是在施壓，孩子站起來那一刻，也完全可以理解為我是在羞辱他。 所以如果我設身處地地為孩子思考，真正尊重、理解他們；如果孩子剛開始未完成作業時，我選擇私下裡和他聊一聊，聽一聽他的想法，一起尋找並制定、踐行適合他的方法；如果我有穩定的三觀，能頂得住教學組的壓力，能立即分辨教學方式的利弊。不說問題一定會解決，可至少不會傷害同學的自尊。
同時，我也好奇同學們當時為什麼沒有指出我的過分。
兩個班的孩子都說，小學的老師也撕過同學本子，他們覺得這很正常。還說即使心裡覺得不對，也不敢真的告訴老師，因為老師都是“我就是對的”。
最後得出結論，當與老師互動中，感覺到了不舒適，就可以向老師提出。在和老師溝通無效，或不願意與當事老師溝通的情況下，可以找信任的老師；書面或當面向校長、年級組長反映情況；向家長尋求幫助；必要時可以帶錄音筆進校、寫文章公開發表；情況嚴重時可以報警等等。
做一個老師，我真的要很小心，常反省才行，不然很容易戕害到孩子。
我的感受告訴我，會撕學生的作業本，是教師無能的體現。而老師的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制衡，所以老師很容易濫用權力。
希望家長可以在這種時候，站出來，保護自己的孩子。
不管這位老師是否有事先問過孩子為什麼沒有完成作業，當眾撕並扔掉學生作業本的行為都是不對的。
作為任課教師，佈置的作業不能得到學生的配合，首先需要反思的難道不是自己的能力和方法有問題嗎？
以下是我關於自己曾撕過一次學生作業的反思。
回溯一年的教學，最不能原諒自己的一件事便是當眾撕了同學的《文科愛好者》。
起因是總有一些同學不完成作業，理由是其他科作業太多了。
於是，我在班上重申了規則。一，每個同學每學期有三次無理由不完成作業的權利；二，可以在集體提交作業的三小時前，申請免作業，即當面完成老師隨機指定的當日作業中的一道題，如果與標答有百分之八十相似度，可不做當日作業。三，任何同學都可以質疑作業及作業量的合理性，只要理由有理有據，就可取消佈置的作業。
可隨著時間的後移，作業完成情況仍時好時壞，那幾次尤其糟糕。 我覺得必須給同學們一個教訓。
我向沒有這個煩惱的同事請教，她說，剛開學時，當眾撕了未完成作業的學生的練習冊，一下就順暢多了。
我當即認為那確實不失為一個方法。立即就把有三次未達標的作業選出來，在第二天上課時，讓他們告訴我一個理由，沒有理由的，就當著全班的面撕掉他們未完成的部分，冷酷地說：“既然不願意做，那就不做。”
可下了車，孩子低著頭來拿書的情景不斷撞擊著我，我開始懷疑這麼做真的妥當嗎；我是不是濫用了教師的權利，在羞辱孩子；有沒有不折損學生尊嚴，解決作業問題的方式？
這些反問折磨著我，一晚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我必須承認，我佈置作業，並不完全出於必要性，百分之六十的影響因素是我頂不住教學組的壓力。 開學前兩個月，我按照必要性和實際情況，對《文科愛好者》進行選做。由此教學組長几次在教研會上友好提醒我，要麼按量完成作業的佈置，要麼拿出成績來證明選做的合理性。
因為價值觀的不穩定，害怕承擔責任，我妥協了。我把我的焦慮和軟弱轉嫁給孩子們，讓他們來承擔後果。這很可恥。
另外，作為任課教師，佈置的作業多次不能得到學生的配合，首先需要反思的難道不是我的能力和方法有問題嗎？
在作業問題上，我顯然是用單一的標準在衡量和要求學生。可事實上，每個孩子的具體情況相差甚遠，我佈置的作業的難度和量並不適合每一個學生。既然不適合某些學生，那麼要求這部分學生必須完成就是錯誤的。
可在錯誤是我造成的情況下，竟然還當眾撕同學的練習冊，給他們施加壓力，以羞辱等方式來予以懲罰，其實質就是在戕害他們。 再者，雖然我給出了不寫、延時完成和減少作業量的方式，但實際上來申請的同學，是擅長語文的同學。不擅長或不喜歡這個科目的同學，在作業問題上並沒有得到改善。
以往我把這歸咎於，個體對自己的不負責，但我不是老師嗎，我的職責之一不正是促進學生成長嗎？而且我以給出了方式為藉口，不思考不面對不解決，我作業佈置方式不合理的事實，完全推脫了自己應負的責任。
還有，雖然我在撕練習冊前給了同學申辯的機會，且自以為詢問的態度是友善的，但我要孩子當眾回答，本身就是在施壓，孩子站起來那一刻，也完全可以理解為我是在羞辱他。 所以如果我設身處地地為孩子思考，真正尊重、理解他們；如果孩子剛開始未完成作業時，我選擇私下裡和他聊一聊，聽一聽他的想法，一起尋找並制定、踐行適合他的方法；如果我有穩定的三觀，能頂得住教學組的壓力，能立即分辨教學方式的利弊。不說問題一定會解決，可至少不會傷害同學的自尊。
同時，我也好奇同學們當時為什麼沒有指出我的過分。
兩個班的孩子都說，小學的老師也撕過同學本子，他們覺得這很正常。還說即使心裡覺得不對，也不敢真的告訴老師，因為老師都是“我就是對的”。
最後得出結論，當與老師互動中，感覺到了不舒適，就可以向老師提出。在和老師溝通無效，或不願意與當事老師溝通的情況下，可以找信任的老師；書面或當面向校長、年級組長反映情況；向家長尋求幫助；必要時可以帶錄音筆進校、寫文章公開發表；情況嚴重時可以報警等等。
做一個老師，我真的要很小心，常反省才行，不然很容易戕害到孩子。
我的感受告訴我，會撕學生的作業本，是教師無能的體現。而老師的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管和制衡，所以老師很容易濫用權力。
希望家長可以在這種時候，站出來，保護自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