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提出這個問題的學子，至少對傷寒論是陌生的。張仲景大先師，是東漢晚期人，與當時著名的曹操、劉備、孫堅屬於同時代人。以陝西西安所存漢制鍋碗瓢盆，結合河南洛陽所存東漢土灶，以及出土的東漢銅權（秤砣）可以知道，東漢的一斤，約當248克，溶為液體，值250毫升。計算當時的本草用藥，應當是同樣的度量衡。我們首先需要知道的是，東漢晚期有沒有區別於日常度量衡之外的小斤制。如果沒有，那麼，東漢晚期的一兩，約當15.625克。現實是，從秦漢到魏晉南北朝，從未在文物中發現明朝主流中醫所宣揚的小斤制（即李時珍所說的，“古用一兩，今用一錢”。）再從傷寒論原方原藥看：據祝之友先生考察，傷寒論第一方：桂枝，在宋以前稱為官桂，今天習稱肉桂。查《千金方》用到桂枝處，習用桂心。而傷寒論對肉桂的炮製要求是：去皮。倘若以官桂來說，正是去除裡層木栓生長層和外表粗皮的加工過程。所以，今用桂枝，大體上是用桂心。凡肉桂、玉桂、紫油桂等品相等級好的，都算。所用芍藥，據林沛湘教授、胡希恕先生考察，為赤芍。所用甘草，以湖北蘄春所出粉甘草為道地藥材，需炮炙。而所用生薑，是出自山東諸城地區的生薑，以個大、水足、皮紫為準，習稱“子姜”。所用大棗，是中國本土出產的河南灰棗，並且藥用必須是日晒成黑色的大棗。此第一方，對劑量要求是：桂枝（上等肉桂）三兩；芍藥（聚集北京地區的北方赤芍）三兩；甘草（出自湖北蘄春的已經炮炙過的）二兩。生薑（山東的）三兩，切（片）；大棗（河南的）十二枚（劈開）。以上中藥，凡草本的木本的，必須㕮咀（就是要咬碎。現在觀察，大約碎成黃豆大小），生薑必須切小薄片，大棗必須破開露出棗肉。然後，用小火煎開。查陝西西安與河南洛陽的土灶，大約所用火，以天府通用柴火（桑木燃燒的柴火），燒煎，火候令水液保持基本70～80℃的水，直到煎開，約在20～40分鐘時間。這裡面還包括以水七升（約1400毫升），煎到剩下三升（約600毫升）。那麼，用藥多少劑量？生薑和大棗的量必然是等同的。查河南灰棗，普通的，一個約有4克左右，那麼，大棗12枚，當45～48克之間。於此可以知道，傷寒論的第一方所用藥劑量：桂枝45克多（不到50克），芍藥45克多，炙甘草30克多，生薑45克多，大棗45克多。以小火直接煎開再略微濃縮。每天用一劑，分三服。每劑藥湯量在600毫升，每次服用在200毫升左右。

如果按照李時珍的演算法，桂枝9克，芍藥9克，甘草6克，生薑9克，大棗50克。這就不是桂枝湯了。因為，漢方的主藥草本，必須是複方中用藥量最大的，用藥藥性作用最大的。經此，可以知道古方與今天的理解的區別了。

藥王的處方是按當時人的提體質而定，那個時代沒有農殘，人們的食物都是綠色環保的，也沒有工業汙染，應該在原來的基礎上加大量級，現在的人抗藥性比較強，老中醫也要按時代環境確定處方。

藥量是根據病人的體質以及病情和藥物的炮製方法及地域有密切關係。漢制量一兩為15克左右，《傷寒論》方劑一般為三劑量。但藥物對人體有沒有效果，主要看辯證的是否準確。

我個人用藥感覺按一兩15.626克去開藥，藥力比較強。按一兩三克感覺往往效果不好，甚至不如一些時方。但切記，即使按這個力量去開，要叮囑患者分幾次服用，感覺藥力太猛就拉開服藥間隔時間。比如麻黃3兩45克，如果體重輕的就開30克、25克都行，以此類推。

其實都靠譜。漢仲景時期民眾食不果腹，衣不掩體，氣侯極其惡劣，禦寒止於麻帛，加上戰亂連連。民眾得的都是真傷寒，仲景在衙前用大鍋煮藥共治，且都沒有復煎，用藥都是分時間段服用，病除即止。一般藥都是以兩計，而禁藥都是以其他量計，如附子一牧，而李時珍時期民眾生活有所改善，社會比較穩定，禦寒有棉花傳入，民眾得病只是偶感風寒輕症，為了節約藥物而改用輕劑，當然如果是沉痾重病醫生也是要用重劑的，其實傷寒雜病論的藥方核心是各藥之間的比例。

李可老先生說的正確，老先生在臨床上逐漸發現漢代的一兩其實是15g，這在出土的漢代度量上有驗證的並不是主流觀點的3g，就是因為把一兩等於3g傳承了近千年，使得中醫治療急症重症的療效大大折扣，本人在臨床上也以一兩為15g進行處方，療效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