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動的沒有……參加的有很多，在國際上比較出名的就是法國聖女貞德了！

聖女貞德（1412年1月6日—1431年5月30日），法國的軍事家，天主教聖人，法華人民心中的自由女神。被法華人視為民族英雄，也是歷史上唯一能在17歲時就指揮國家大軍的少女。在英法百年戰爭中她帶領法國軍隊對抗英軍的入侵，支援法查理七世加冕，為法國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後為勃艮第公國所俘，不久被英格蘭人以重金購去，被英格蘭當局控制下的宗教裁判所誣陷為異端和女巫，並判處以火刑。年僅十九歲。貞德死後成為了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角色！

這個問題，我想贅述一番。篇幅較長，萬望諒解。

其實自古以來，中國曆代都可見有女性主導或成組織的起義（特指暴力型），但是在很早時開始的一些此類活動，其性質就顯著不同於男性。以王莽篡漢時為例，當時有兩路義軍，一是遲昭平，二是呂母。以《後漢書》中所述，呂母的起義性質是家仇：

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

可以看出呂母在當時是有一定社會地位和影響力的，因為她是“其子為縣吏、家素豐貲產”。因此她有能力利用兒子的威望（縣公安局長級別）和家中的財力聚眾，可是這動機並不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那樣誘惑。直至其復仇成功後，才有了一定轉變。

再看遲昭平。《漢書》中提到，地皇二年（21年），關中大飢，有蝗災，次年“人相食”。在這種前提下，當年南郡有秦豐聚眾萬人，自號楚黎王，再就是平原女子遲昭平。可以看出她起事，自保意圖較明顯，因為涉及人相食了。而後則提到她是“能說博經以八投”但不過“聚數千人在河阻中”。或者這樣看，遲昭平一如呂母般，也無大志。

然而好的一面是，從遲昭平和呂母身上，可以看出當時女性的社會地位並不如後世那樣，因此無論緣由為何，都可以做到從者數千上萬。可惜到了隋唐時，除了武瞾以外，我們所看到的另一外女性起義首領，就截然不同了。

陳碩貞，歷史上唯一一個草根出身的女性皇帝，仿唐制，自號“文佳皇帝”。然而在《資治通鑑》中，她被稱為是妖言惑眾的存在，因為“民間訛言碩真有神，犯其兵者必滅族，士眾兇懼。”較之後世的唐賽兒、王聰兒、紅燈照等等，她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利用宗教（道教閣皂宗和牟尼教，也即明教）進行農民起義的女性，不過其起義多少也有些為“家（鄉）”謀利的意味。

由此也可看出其起義性質，遠不如北宋時王小波、李順起義宣稱的“等貴賤均貧富”那樣誘人。或者可以說，這是女性當時受教育程度較低引發的？並非如此。雖然歷代涉及起義中的女性，少有學識出眾者，但歷代女性並不很匱乏教育資源，甚至於到了兩宋時期，可以稱得上女性才情出眾者幾如繁星般眾多、璀璨。

可正是在此時，女性的社會地位出現了顯著遊離和落差。沒有社會地位，如何能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那麼又是緣何導致女性失去了社會地位呢？家庭。在宋代如《東坡詩話》可以看到“相夫教子”之語：

老泉遊宦於四方，程夫人自在府中教訓二子，皆成大儒，小妹亦為才女。後人有詩讚程夫人相夫教子之賢雲：“賢婦從來勵丈夫，老泉三九始通儒。不是閨中勤警策，人間那得顯三蘇。 ”

家國天下，於此後女性開始更多被捆綁到了家庭身上。顯而易見的是，女性付出了更多時間在家庭、家族家庭的內部鞏固上，所以不大可能有更多精力去考慮社會地位。因此無論是否有文化，此時的女性都已經因家庭而遊離於社會之外了，這也導致了她們即便想獲得更多的資源也無可能，因為她們包括資源在內，獲取的一切都是透過家庭、家族轉移的，哪怕是朝廷頒發的誥命也不例外。

時至明代，壬寅宮變的出現讓人耳目一新，它顯露了另一種可能。即資源在極度被壓榨的前提下，女性由於脫離了家庭、家族，組建成為一個特定的“宮女”群體後，因自身的需求而出現了極端的群體暴力行為。但這也可以看出，女性的暴力行為，往往因為其耐受性更好，底線更極端，和對事件本身的被動態度，更易出現極端殘忍的暴力表現。而另一個問題，就是女性本身不夠團結。但畢竟，她們的視角中，家庭、家族的重要的確更多於社會。而女性對於家庭地位的重視，於今日也可從婆媳關係中看出一二。

那麼於此後所見女性起義者，無論是唐賽兒、王聰兒、紅燈照等等，都更多以協從、附隨或家仇的方式體現出來。因此說到女性領導或組織的暴力型起義或革命，有。但其動機，卻不盡然是純粹為了社會地位、資源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