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在下觀察，現代小說與散文在語言表達上沒有什麼不同。

它們都使用文學語言，其語體一般都是散文體，不像詩歌那樣基本屬於韻文體。

這是個文學大家的話題，作為喜歡創作的人，談談淺見，與愛好寫作的朋友共勉，也是相得益障吧？

小說與散文是兩種不同的文學體裁，它們之間有相同相近之處，又有看似相同實則有異的區分。要把它們的相同與不同區別開來，主要是從整體風格來辨別。

散文是以抒發作者情感為目的，尤其是抒情性散文，它對場景的描寫是以激發情感為目的，著筆細緻，一棵露珠、一隻飛蝶，盡情勾畫。而小說的景物描寫是為人物內心的喜怒哀樂服務的。人物高興的時候，場景就是歡快明朗的，人物哀怨的，場景便是灰暗淒涼的。

這就是二者表達方式的不同。

散文與小說最具區別的是，散文是作者腦海裡的回憶；小說是作者筆下世界。

散文中的人物是以面部特徵，給讀者一個籠廓的影子，而小說中的人物著墨很多，必須是個鮮活的人物，是有能讓讀者看得清肖像，他又能表達喜怒哀樂的人，而且還要有獨特的個性的人物。使用的語言也就不同了。

二者在表達方式上的區別在於，小說側重敘述、描寫，散文側重抒情、議論。

且小說的描寫是精雕細刻的，散文雖然也描寫，但相對而言比較粗疏，併為抒情、議論服務。

後現代小說主題模糊、跨文體寫作，迴歸寫實，其中新聞化的寫作只客觀陳述事實，作者儘量退出，價值多元，價值解構。

散文名篇《松樹的風格》和《白楊禮讚》，很明顯其主旨就是極力歌頌松樹和白楊所象徵的人和精神。

陶鑄在他的《松樹的風格》裡直言：

我每次看到松樹，想到它那種崇高的風格的時候，就聯想到共產主義風格。

我想，所謂共產主義風格，應該就是要求人的甚少，而給予人的卻甚多的風格；所謂共產主義風格，應該就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和事業不畏任何犧牲的風格。

每一個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人，都應該像松樹一樣，不管在怎樣惡劣的環境下，都能茁壯地生長，頑強地工作，永不被困難嚇倒，永不屈服於惡劣環境。每一個具有共產主義風格的人，都應該具有松樹那樣的崇高品質，人們需要我們做什麼，我們就去做什麼，只要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湯蹈火，也在所不惜，而且毫無怨言，永遠渾身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的精神。

《白楊禮讚》同樣如此：

《白楊禮讚》是現代作家茅盾於1941年所寫的一篇散文。作者以西北黃土高原上“參天聳立，不折不撓，對抗著西北風”的白楊樹，來象徵堅韌、勤勞的北方農民，歌頌他們在民族解放鬥爭中的樸實、堅強和力求上進的精神，同時對於那些“賤視民眾，頑固的倒退的人們”也投出了辛辣的嘲諷。文章立意高遠，形象鮮明，結構嚴謹，語言簡練。

小說是不允許這樣直抒胸臆直接點題的。

同樣是歌頌，魯迅在《一件小事》裡歌頌車伕，歌頌勞動人民，但因為是小說，他只是描寫“我”看見車伕高大的身影，以致這身影要榨出“我”“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作者所要表達的觀點，儘量含蓄。

《一件小事》是中國現代文學奠基人魯迅創作的一篇小說。這篇小說講述一位人力車伕撞到人但並沒有其他人看見，且在冒著被人訛詐的情況下還去幫助老人的故事。文章以第一人稱的寫法，透過對“一件小事”和“我”的思想情感前後變化的敘述，歌頌了普通勞動者人力車伕正直、善良、無私、勇於負責的高尚品質，表現出“我”勇於自我批評，嚴於解剖自己的精神，進而揭示出了知識分子必須向勞動人民學習的深刻社會主題。全文短小精悍，情節真實可信，透過小事展現深刻的道理，是對以小見大的寫作手法的成功運用。

和別的小說相比，魯迅這個短篇議論是最多的，但那議論是小說中人物“我”——一個知識分子所發而“非”作者所發，那些議論，是小說人物的心理描寫。

如果這件小事是真人真事，“我”不是小說中人物，而是作者，且作者直接發表議論，那這篇《一件小事》就是敘事散文而非小說了。

且如果是散文，議論、抒情會更加直接深入，而小說重在刻畫人物形象，敘述情節。

所以，百密一疏，魯迅雖然是世界少有的小說大師之一，但他這篇小說，在散文與小說之間，人物形象比較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