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十三經”為核心的中國經學奠定了中華文化的深厚根基，“十三經”是在“六經”的基礎上形成的。“六經”指的是《詩》、《書》《禮》、《易》、《樂》、《春秋》等六部經典，這六部經典早在孔子之前就已經存在，為各王公貴族孩子的主要教材，孔子對這六部經典進行整理，以“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將“六經”之學從王公貴族轉向平民子弟，使得平民教育得到極大的發展。關於“六經”的教育功用，《禮記·經解》上指出：“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由於《樂》的亡佚，便把流傳下來的五部經典稱為“五經”。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經學昌明，盛極一時，圍繞經學展開的爭論也是層出不窮，其中最突出的爭論便是今古文之爭。秦始皇焚書坑儒本是為了進行思想控制，民間藏書大部分盡毀壞，但是皇宮藏書仍十分豐富。項羽火燒阿房宮，秦國官方藏書與阿房宮一塊化為灰燼，先秦多數經典佚亡，乃中華文化一大損失。但從秦朝活到西漢初年的部分老人不僅能夠背誦儒家經典，而且還以此講學，如田何傳《易》，伏生傳《書》，申培傳《詩》，高堂生傳《禮》，公羊、穀梁兩家傳《春秋》，這些經典用當時文字隸書記錄、整理而成，故稱為今文經。與今文經相對的是古文經，秦始皇焚書期間，民間儒生將一些古文經書埋藏起來，至西漢前期，相繼在民間發現，如景帝時，河間獻王以重金在民間徵集所得古文經書，以及武帝時魯恭王從孔子故宅壁間所發現的古文經籍，這些經典都是用小篆書寫而成，成為古文經。劉歆認為，當時太學中的博士們所傳習的經典是在秦焚書之後、由漢初經師憑記憶口耳相傳下來的，因此難免會有差錯，所以今文經是不完全的，不是經典的原貌，只有古文經才是“真經”。由此，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便展開擴日持久的爭論，今古文之爭涉及的方面很廣，包括經書的版本、對孔子的看法等等，其中“六經”的次序問題也是爭論的一個焦點。

今文經學認為“六經”的次序是《詩》、《書》《禮》、《易》、《樂》、《春秋》，而古文經學則認為是《易》、《書》、《詩》、《禮》、《樂》、《春秋》。爭論的焦點在於以《詩》為首，還是以《易》為首，如《禮記·經解》之說，以《詩》為首；《七略》、《藝文志》所記，用《易》居前。至唐朝，陸德明作《經典釋文》確立以《易》為首的“六經”順序，而後顏師古所考訂的《五經定本》和孔穎達與諸儒撰定的《五經正義》皆沿用《易》、《書》、《詩》、《禮》、《春秋》這一次序。因為《五經正義》、《五經定本》皆為官書，後人奉為圭臬，對它的內容直至“五經”的次序必然都不敢妄加懷疑，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說到：“自《正義》、《定本》頒之國胄，用以取士，天下奉為圭臬。唐至宋初數百年，士子皆謹守官書，莫敢異議矣。”因為《五經正義》、《五經定本》皆為官書，後人奉為圭臬，對它的內容直至“五經”的次序必然都不敢妄加懷疑，如此一來，在經典的排列次序上，《易》居群經之首便成為定論了。

民國時期，周予同先生在《經今古文異同示例》對“六經”次序問題作了歸納，他認為“六經”的次序，在經今古文學家是一個大問題，因此周予同先生在該章中將其作了對比：“今古文家對於《六經》次序的排列，是有意義的。引申些說，這是表示他們對於孔子觀念的不同，也可以的，所謂意義是什麼呢？就是：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經》產生時代的早晚，今文家卻是按《六經》內容程度的淺深。”周予同先生說，古文家以為《六經》都是前代的史料，認為孔子是史學家；而“今文家認為孔子是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所以他們對於《六經》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他們以《詩》、《書》、《禮》、《樂》是普通教育或初級教育的課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學、孔子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領悟，所以列在最後，可以說是孔子的專門教育或高階教育的課程。又《詩》、《書》是符號（文字）的教育，《禮》、《樂》是實踐（道德）的陶冶，所以《詩》、《書》列在先，《禮》、《樂》又列在其次。總之，一《詩》、《書》，二《禮》、《樂》，三《易》、《春秋》，它們的排列是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淺而定。

“六經”指的是《詩》、《書》《禮》、《易》、《樂》、《春秋》等六部經典，

說《易》是六經之首，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佛教的《心經》，

其地位差可比類，細細體會之。

說是首：

一個可能是時間先出，畢竟談到易時遠追伏羲，當在其它經之結成之先；

二個是重要性優先，比如說它是總論，而其他經都只是涉及某一個方面的分論；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當年孔子刪定其他經書所依賴的基準就是易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