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在建康建都的王朝不少，但是在臨安建都的卻只有南宋一個，究其原因，主要有這麼幾個方面：

第一，地理位置問題。南宋由於早起被金軍揍得太慘，導致連淮河都不保險，長江邊上都打過好幾次，南京城附近都打過幾次仗。比如說著名的大戰牛頭山、采石之戰等，全都是圍繞建康附近的大戰，把首都放在這麼個前沿陣地，南宋的皇帝沒這個膽量。畢竟你不能要求所有皇帝都像朱棣那樣，天子守國門啊！

第二，風水問題。無論是什麼原因，歷史上建都南京的朝代，沒有一個國祚綿長的，並且定都建康就意味著徹底偏安一隅。南宋雖然本質上就是在偏安，但是它不能這樣，不能給別人一種這樣的感覺，所以南宋不合適。

第三，也是一個隱含的因素，就是之前已經有一個“南宋”定都在了建康，那就是劉裕的劉宋政權。如果把首都放在建康，國號又不改，那麼這個政權難說不會重蹈七百年前劉裕的覆轍。出於這個目的，趙構也不會把首都放在建康城。

北宋末期，由於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不斷侵擾，北方飽受戰火荼毒。北宋朝廷無法維持邊境的穩定，大量北方人開始陸續南遷。靖康之難後，北宋的突然崩潰加速了這一過程，南宋高宗趙構南下，定臨安（杭州）為行在（臨時首都），杭州作為首都登上了歷史舞臺。

早在建炎元年，宋高宗趙構剛剛建立南宋，金軍隨時都會南下追擊，高宗朝廷就有激烈的“駐蹕地”之爭——皇帝及南宋政府應該停留在什麼地方。 當時主要的意見有三種： 1、開封留守宗澤主張立即北上抗金，報家國之仇，因此應該定都北宋故都開封； 2、趙構大元帥府時期的親信黃潛善、汪伯彥則主張巡幸東南，前往揚州一帶，躲避金軍的追擊； 3、宰相李綱主張採取折中方案，駐蹕襄陽（今屬湖北）、鄧州（今屬河南南陽）之間，暫時迴避與金軍對抗，但要嚴守荊襄一帶的戰略要地，日後再圖反攻。

宗澤當時遠在開封，他的意見在高宗朝廷毫無影響力，也被認為不切實際。他曾經上疏二十多次要求高宗“還京”，執政黃潛善、汪伯彥笑他狂妄。建炎三年（1129）初，金兵大舉南侵，南宋朝廷毫無防備，二月，金兵一舉就攻下了揚州。聽聞軍警時高宗趕忙乘小船南渡長江，逃到了鎮江（今屬江蘇蘇州），認為“錢塘有重江之阻”，於是迫不及待地逃到了臨安——這是南宋朝廷第一次駐蹕杭州。

“苗劉之變”後，臨安的高宗朝廷又一次開始討論定都計劃。由於金兵入侵一般都在秋天弓勁馬肥的時節，因此宋朝相應的防衛計劃成為“防秋”，此次防秋的重點就是高宗的駐蹕地問題。這一次駐蹕地討論也分為三種主要意見： 以張浚、馬擴為首倡，提議要駐蹕武昌（今屬湖北），若軍情緊急可以退居巴蜀，長久來看也便於經營中原。宰相呂頤浩、武將張俊、辛企宗都支援這一計劃； 以武將韓世忠為代表，主張就留在建康迎戰金兵，因為一旦前往武昌，就意味著放棄了東南地區； 以江南士大夫為代表，主張前往吳越、浙東，也就是南渡避敵。

高宗首先考慮的是宰輔呂頤浩、張浚共同主張的武昌方案，聲稱自己要選擇建康方案，下詔稱“朕欲定居建康，不復移蹕”。徵詢群臣的意見，而朝臣的意見是前往吳越避讓。

高宗得知後，鬱悶得幾天吃不下飯。隨後金軍一路南下，由臨安、越州（今紹興）、明州（今寧波）一線追捕高宗。十二月，高宗不得不由明州定海縣逃往海上，逃到了現在的舟山群島，由此，建康路線宣告破產。十月，高宗返回臨安。宰相趙鼎提醒高宗，這樣一來舉國上下會認為我們不想恢復中原了。高宗則表示，張浚的數年經營沒有為宋朝贏得任何領土，反而勞民傷財。從此，高宗放棄了積極抗金的策略，起用秦檜專意和議，同時也正式以臨安為行在所。

應該說，南宋選擇了臨安有必然的因素，例如江南有利的防衛條件、豐富的物資與便捷的漕運、南宋朝廷中江南士大夫的得勢等等，但也有諸多歷史的偶然，金軍入侵的時機、文武朝臣的鬥爭乃至高宗的性格。這個時候，全國經濟重心向東南傾斜，以江南為代表的東南地區，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娛樂事業蒸蒸日上。

一個王朝的開國皇帝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為這個王朝的發展定下了基調！趙匡胤的皇位好比天上掉下來的，他最膽心的是部下哪個將領也學他一樣來個皇袍加身！因此在天下未平之時就自廢武功，導致宋朝自開國起就武力不強，偏安自保，不思進取就是宋朝皇帝的共同特徵，尤其是宋太宗軍事無能，還御駕親征，幾次都被遼軍打得大敗！

趙構作為他的後代，遺傳了他的基因，被少數民族打怕了，金軍南下，隔著很遠就跑，一直跑到杭州，還覺得不安全，非得到海上才安全，為什麼定都杭州，主要是方便上海，到海上逃命！宋朝皇帝最可惡，丟下百姓不管，內鬥內行，殺岳飛，罷李綱，自毀長城，外鬥外行，割地賠款，活脫脫一個晚清政府！漢人的臉面在宋朝丟盡了！所以元朝蒙古人才把南人評為最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