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戶時期，由於幕府設立在江戶，全國各地急速湧入大量人口，使得江戶快速成長為大都市。然而，町奉行所負責江戶行政，擔任警察、司法等職務，負責逮捕犯人的“與力”及“同心”人數有限。要以有限的人力，維持急速成長的江戶城治安，根本是天方夜譚。

　　因此，為了彌補人手不足帶來的治安惡化問題，德川幕府採取由町人組成自治組織保護地方安全。辦法是從町人當中，選出三位長老位居最高管理階層，底下設有若干名主、家主的金字塔型管理結構。屬於這個自治組織的町人，稱作“町役人”。在一定程度上與現代的公務員相同。

　　町役人中的最高負責人就是“町年寄”，町年寄是長老的意思。町年寄有三名，採取世襲繼承，都是德川家從以江戶為領國開始，就有深遠淵源的奈良屋、樽屋、和喜多村這三個名門世家。

　他們的身份雖然是町人，卻具有能夠使用姓氏及攜帶刀劍的“苗字帶刀”資格，每年正月的過年期間，甚至能夠入城拜見將軍，地位相當高，統御整個町的行政事務。對於平民階層而言，屬於平時最經常接觸到的上層人士。

　　町年寄下面設定各町的名主，也多半是世襲，實際負責町的行政事務。主要工作是把奉行所發出的統治傳達給平民，另外還有製作、管理戶籍簿，以及不動產登記等。同時也負責調停不需要由奉行所處理的糾紛。他們的費用由町支付。

　正德三年左右，町數大約九百三十三町，名主的人數則將近兩百人，由數字的落差，就知道同一人必須兼任好幾個町的名主。當然，這也與德川幕府的財政收入不斷惡化有關，捉襟見肘地財政收入並不能讓幕府僱傭足夠的底層管理人員。

　　相對於町年寄都是傳承久遠，並與幕府關係深厚的店老闆兼任，名主則是全職工作，沒有從事其他工作。他們開放自己的住家從事町的行政事務，由町的管理費用支付津貼。換句話說，名主並沒有正式的辦公場地，如果住所發生變化，辦公場地隨之變更。

　　另外，並不是所有人的地位都相同，而是分為草創、古町、平、門前四個階級。町役人之中，地位最低的家主，大多都是出租、管理房屋的房東負責這個職務。當然，這個房東並不是我們現代所說的房東，他是由屋主聘任管理房屋的人員，與我們所熟知的房東有著天然的區別。

看到這個問題，筆者就不由自主的想要稱讚江戶時期德川幕府的聰明瞭。

從一個起初僅有一百戶的江戶城到變成擁有百萬人口的江戶城，其治安惡化的問題必然是存在的。

德川幕府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臨時招募治安組的話先不說時間上有點來不及，從培訓到上崗中間的訓練也是要消耗掉大量的資源的。

所以德川幕府就大膽的採用了設立“町人組”，讓居民實現自治。

也就是說採用了一個“金字塔”結構的管理模式，先選出三位權力最大的長老作為金字塔的頂端，然後再根據房屋住戶選出若干個家主或者房屋管理者什麼的，當然，這個房屋管理者可不是房東哈，與現在的房東在本質意義上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這樣將權力一層一層的下放，直到最低層的普通民眾，讓所有的民眾都能參與到治安管理之中，真正的做到了沒有一個“局外人” 。

另外，採用“町人自治”而不是“封建武士”也是一個很聰明的決定。

在江戶幕府時代，將日本居民分成了“士農工商”四個等級，封建武士是帶表著上層人士的“士”，而這個“商”就是指利用高利貸以及做一些倒買倒賣的商人團體“町人”了。

在武士的眼裡，實際上是看不起這些“町人”的，但是如此一來，也就形成了“底層”管理“高層”的情況，一直備受壓迫的“町人”也能佩刀帶劍出入一些平日只有高層人士才能出現的地方。

這也就代表著這些“町人”在德川幕府賦予權利之後，搖身一變從底層人士也晉升到了高層人士的行列，這已經不是小小的錢財所能帶來的收穫了，這是階級的變化，社會地位的提高。

所以翻身農奴把歌唱的“町人”在維護治安的時候自然就更是賣力。

至於封建武士團體，受限於頂層統治者賦予“町人”的這個維護治安的權利，在日常生活中與“町人”之間的矛盾也就逐漸的變得不再像之前那麼激化，畢竟現在雖然你看不起町人，但是人家的社會地位確實是跟你一致了，你再說人家低等人，那可不就變相的在罵自己也是低等人嘛。

真可謂是一舉多得，省了建設治安組的費用，還讓江戶城更加安寧，最主要還解決了士農工商階級層面的矛盾激化問題。

江戶時期如何維持治安，其實與中國古代官府衙門類似。江戶時代有著其特殊地行政執法機構，負責管理當地民間的政務、治安以及司法工作。名稱為“町奉行所”。根據所在地的不同，也有不同的名稱，江戶區有“江戶町奉行所”，江戶區地帶以外的町奉行所統稱“遠國奉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