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之前是五代十國，那段時期是頻繁的更換朝代，主要原因是臣強軍弱，重武輕文。大臣手裡手握重兵和重權利而皇帝手裡卻沒有皇權，就容易出現架空皇帝的局面。

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大宋後，知道這個原因，決定結束五代十國朝代頻繁更換的現像，所以就決定重文武抑。

當時宋朝功臣手握重兵，趙匡胤想讓他們放棄權利，於是就出現了杯酒釋兵權。在趙匡胤的威逼利誘之下，功臣們於是紛紛上書交出兵權。

因為趙匡胤重文輕武的原因，加強皇權，也導致武將在北宋一朝地位不高，一直受到文臣的輕視和壓制。以至於北宋邊關先後有遼、西夏，金人的侵犯，卻始終不能根本解決他們的威脅。

不過因為趙匡胤重文輕武，加強皇權，大宋很少出現權臣亂國的現像，有也是皇帝昏庸，但權利還在皇帝手裡。

因為這個原因，宋朝也同樣很少出現宦官專權的現像。

雖然北宋重文輕武導致國力不高，但北宋時期因為重文，所以北宋被成為文人的天堂和樂園，北宋時期的文學成就是非常之高的，也出現了很多的名臣名相。

而漢唐雖然強大，但因為對外戚和宦官的信任，導致大權旁落，慢慢的讓他們做大，也就發生了外戚專權和宦官專權的現象。

歷史問題要看當時的實質，無論是東漢還是唐朝的宦官專政都圍繞著一個核心問題：皇權專制、中央集權。

理清了這個實質，才能對中國政治的走向有進一步的理解。中國歷史就是沿著皇權專制、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進行的，無論是東漢還是唐朝都是一樣的。

不過東漢的問題在於皇帝是依靠外戚和宦官去實現皇權專制，但是東漢的皇權專制和皇帝專制不是重合的，皇權專制的成果被外戚專權所竊奪。皇帝為了拿回自己的權力，開始聯合宦官，這是東漢宦官專權的基點。

而唐朝則有唐朝的特點，唐朝的皇權專制依靠的皇權是對相權的絕對優勢，也就是三省六部的國家體制分割相權對皇權的抑制。唐朝的皇權專制前期沒有問題，到了安史之亂的時候，中央集權出現了問題，地方藩鎮影響了皇權對地方的控制，這種情況下皇帝只能依靠宦官組建絕對忠心的禁軍來維持自己的統治，這是唐朝宦官開始囂張跋扈的源頭。

也就是說不管是東漢還是唐朝，宦官專權都不是國家建立時確立的，而是特殊歷史情境下權力重新組合的結果。換言之，國家建立初期能夠在體制上確保皇權專制、中央集權，自然就不會自發產生宦官專權。

宋朝建立之後透過一系列的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實現了國家的政權的穩定，具體內容不再贅述。因此，宦官專權沒有在宋朝出現。

宦官專權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上的一種特殊現象，宦官本來就是皇帝家的家奴而已，他們原來的職責不過是服侍皇帝的日常生活而已。但是，要知道中國古代的皇帝都是最高權力的所有者，不斷地加強皇權的結果使得皇帝個人擁有無所不統的大權。而這樣的高度集權，對皇帝本人的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皇帝具有駕馭這種權力的能力。顯然並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備這種能力。一旦出現皇帝無法有效行使皇權的時候，皇權就會被皇帝的身邊人所竊取。這就是宦官專權的由來。從本質上說，宦官專權是皇權的一種變態，它本質上是皇權的構成部分，是寄生在皇權之上的毒瘤。

唐朝後期的疆域

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上，很多王朝都出現過宦官專權的局面。最為顯著的就屬東漢、唐朝和明朝等王朝。而相對來說，在北宋則是基本沒有宦官專權的局面發生。其中原因當然是比較複雜的。首先是因為在經歷了唐朝宦官專權導致天下大亂的往事心有餘悸，從唐朝滅亡之後，幾乎所有的帝王都有意防範宦官專權。唐朝是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權最為嚴重的朝代，唐文宗甚至哀嘆自己受制於家奴，還不如周赧王、漢獻帝他們是受制於權臣。唐朝後期，宦官廢立皇帝如同兒戲。唐朝滅亡之後，人們對唐朝的歷史覆轍有了一定的反思，所以當宋朝建立之後，統治者都有意防範歷史悲劇再次重演的主觀意願。

其次，宋代從趙匡胤建國開始，就執行了一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趙匡胤還定過一條祖制，不殺士大夫。宋代雖然也加強了中央集權，但在中央，皇帝本人並沒有形成個人獨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士大夫文人集團。士大夫文人集團勢力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宦官專權局面的出現。

宋太宗

再次，在重視文治的大傳統下，宋代的政治呈現出高度的理性化，政府不同部門之間形成了相互制約的關係，而政府本身也對皇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約。在這種情況之下，不存在著皇權被竊取的可能性。

北宋疆域圖

當然，北宋也不是沒有宦官參與到政治之中的，我們前面說了相對而言北宋沒有出現宦官專權的局面，但是並不是說宋代絕對沒有宦官專權的局面。在北宋前期出現過宦官王繼恩弄權的事情，而到了北宋後期著名的宦官童貫甚至被宋徽宗委以統兵重任，還被封為廣陽郡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