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明朝的政治問題，明朝統治者對大臣就不是很信任，明朝設立東廠西廠這樣的監察機構監視大臣。那些臣哪個又不想明早亡呢！統治者對大臣都不信任，大臣怎麼可能忠於君主。宋朝則不同，宋朝的政治比較開明，大臣的輿論都是自由的，皇帝也沒設什麼機構去監視大臣，雖然明朝的軍事比宋強，但是宋朝人的幸福指數比明高！

宋朝養士三百年，是真正做到刑不上大夫，與士共治天下，崖山一戰士族蹈海赴死者以十萬計；明朝皇族對士大夫更多的是控制，而不是共享權力，對讀書人的優待換不來士族的忠心

個人感覺，這是生活方式的一種選擇。

宋代是國家意識、民族觀念、文明獨立形成雛形的時期。北宋不同於隋唐，是一個內斂的單一民族政權。

經過三百年的薰染，一方面社會經濟繁榮，百姓生活富裕，大家對宋王朝的向心力強。我們要注意到，即使在南北宋滅亡前夕，百姓的生活還是較為舒適的。

所以即使當時的普通百姓，對統治思想、生活方式的看重，相較以往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金元異族是很難被百姓接受的。

而且北宋滅亡、淮北大片土地淪陷後，金國的統治方式與南宋差別很大，也讓當地百姓有“南望”的嚮往。如今更加殘酷的蒙元統治華夏，百姓地位無疑更加低下。而元軍攻佔臨安，燒殺擄掠之外，挖掘宋理宗陵墓，便是野蠻的一大例證。

即使從後往前看，元朝統一全國後，劃分人群為四等，南人最末，劃分職業為十種，儒生第九。這些落後野蠻的統治政策，當時也難以得到百姓的認同。所以90年後朱元璋誓師北伐，令宋濂作檄文，喊出的口號便是“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可見民族的仇視對立，還是非常嚴重的。

明代則不然。首先明朝被農民起義推翻，不存在種族問題。而且明亡之前，西北叛亂數年，清軍五次入關，都給百姓帶來無窮浩劫。明廷為剿滅農民軍，對付清軍，不斷增加稅負，已經極大透支民力。已經艱難求生的百姓，緣何要對大明王朝殉難四節呢？

明朝並非亡於流寇也非亡於滿清，而是亡於與流寇和滿清的兩面作戰，兩邊都不妥協，明軍這邊剛把起義軍消滅得差不多，遼東戰事又吃緊，明軍又往遼東趕，這邊起義軍又死恢復原，就這樣兩邊疲於奔命，拆東牆補西牆，結果兩邊牆都倒了。

崇禎上臺後，立即幹掉了魏忠賢，並乘勢消滅了閹黨勢力，又沒有扶持自己的親信上位，過於相信東林黨為首的讀書人，導致東林黨人完全失去了約束，他們取消了佔朝廷財政收入七層的工商稅鹽稅礦稅，這些錢相當於落入自己的腰包，哪管你國家的死活，國家內憂外患他們也無動於衷，崇禎想與滿清和談來集中精力鎮壓起義軍，這些東林黨人百般阻撓，他們只會空談誤國，滿口仁義道德的偽君子。

崇禎十七年國庫已經是實在拿不出錢來，軍餉也發不下去，官兵士氣低沉，崇禎下旨要眾大臣捐款救急，這些人個個哭窮，都用手捂緊口袋，最後也沒有收到多少錢，後來李自成進城後，從這些大臣的家裡搜出來的錢財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白銀，

崇禎雖清正廉潔，但是執政無能，優柔寡斷，使得朝廷毫無向心力凝集力；滿朝文武無一有擔當，只會獨懲口舌之力，巧取豪奪，對朝廷早已心生厭倦，毫無責任可言，因此，李自成來了，清兵來了都紛紛投降，哪有南宋滅亡時群臣、軍民跳海殉國那般有骨氣，那麼的悲壯。

因此崇禎說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崇禎也是孤掌難鳴，大勢已去，只能以死殉國，崇禎在生命最後一刻用生命詮釋了大明祖訓“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首先，崇禎自縊時，並非無人殉國，在李自成的闖軍攻進北京城後，還是有不少故明大臣以身殉國的。

比如：明末狀元翰林院修撰劉理順，左都御史李邦華，兵部右侍郎王家彥，戶部尚書兼侍講學士倪元璐，兵部主事金鉉，庶吉士魏學濂等等。這些殉國的大臣，很多都是拖家帶口的舉家殉國，以示忠貞。而且，還有數以千計的文人士子和愛國百姓也在闖軍進城後，也都選擇殉國死節。

因此，明朝不存在沒人殉國的情況。

但是，與南宋滅亡時十萬軍民跳海殉國這種悲壯而慘烈的舉動相比，明朝臣民的殉國規模還是有差距的。

而明室之亡，實乃人心。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軍領袖之所以能一次次死灰復燃，最終星火燎原，根本就是在於明朝那時早已失去了民心。因此，為故明殉葬的人，才不及南宋的多。

不過，之後面對滿清的全面入侵，南明軍民所能體現出來的抵抗鬥志和決心，其實也不弱於南宋軍民，殉國死節之士也是不少的。

宋亡時，受元人攻擊，如同趕羊下海，殉不殉的都一樣。畢竟，人們都知道北宋亡國的慘狀。明亡之時，農民軍對上層階段恨之入骨，口號就是|殺盡貪官。而官員士大夫價層以清高自許，從不把貧苦農民放在眼裡。他怎麼會屈膝於農民造反者。橫豎一死，不如自殺，還有個殉國英名。你說這些人，朝廷讓捐錢打仗不捨得出，最後死]沒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