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對於士林階級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含淚的批判。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透過對種種不和諧、悖於人情、逆於常理的荒謬現象的揭露，注入描寫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慚、自作聰明、弄巧成拙、欺世盜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裡所說：“我們的騙子們，我們的怪物們！……讓大家笑個痛快！笑真偉大，它不奪去生命、田產，可是在它面前，你會低頭服罪，像個被綁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有鮮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為醒世計，非為罵世也”。作者雖然極盡諷刺之能事，卻是要挽救被諷刺的這一群，正所謂“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憫人的手筆描寫了八股制度下眾多儒林人士的悲劇性命運，進而展開了一幅封建科舉時代的社會風情畫，抨擊了制度的腐朽和社會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為中國古典諷刺小說中的聖品。 　　《儒林外史》歷來被評價為古典現實主義鉅著，即為現實主義作品，其中很多故事與人物直接來源於生活。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曾說過：“《儒林外史》所傳人物，大多實有其人，而以象形諧聲和庾詞隱語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長運用“皮裡陽秋”的筆法，也就是“口無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貶”。作者的看法並不是直接拿出來硬塞給讀者，而是在具體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義。周進和范進的中舉，匡超人的轉變，杜少卿的豪舉，馬二先生的迂腐，這一切都是透過具體的情節來表現深刻豐富的思想。作者並沒有直接向我們褒貶什麼，但每個形象都飽含著巨大力量的褒貶，傳達著作者明確的正義觀，我們必須從不同時期、不同場合的各種形象的關聯、發展上體會和了解。這是一種富有現實主義色彩的敘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