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可以採用題本和奏本兩種方式上書皇帝。其中，彈劾、兵馬、錢糧、司法等公事用題本，陳述私事用奏本。清代前期，也沿襲了這種制度。但是，題本的擬寫和行文程式複雜，必須用仿宋體書寫，加黃，折面要求摘要，還需要謄寫副本，製作完畢後遞交通政使司轉內閣，經內閣學士稽核、草擬批答後呈送皇帝，皇帝批閱後再經人用滿、漢文字謄清，然後發還，太過複雜。此外，題本很容易洩密，題本經過擬寫人、通政使司、內閣、皇帝、抄寫人等，環節多，過手者眾，難免洩露。而奏本雖然比題本簡單，但是要經歷與題本相同的環節，同樣存在著易洩密的缺陷。 順治年間，為了避免這些不便，產生了一種新的文書形式奏摺。奏摺不拘格式，書寫自由，不必加貼黃，擬寫快捷，而且無須送通政使司轉內閣，可以直接呈遞，由皇帝親自啟閱批示、保密性很強。乾隆年間，為了便於臣下上書，上諭旨：同一入告，何必分別名色。從此，奏摺成為了國家正式文書。 國家的事務何其複雜，有些事情只需皇上知會，不能公開言傳，於是，便出現了一種只能由皇帝知曉的奏摺，稱為密奏或密摺。 秘密奏摺最早出現在順治朝。康熙繼位後，密摺的作用越發重要，康熙認為使用密奏能使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故予以推行，並命令親信文武大臣須經常向他附陳密奏，故各省之事不能欺隱。現存有康熙朝的密奏三千餘件，系由百餘人所呈，說明密奏的運用比順治時更廣泛。 雍正登位後，為了直接瞭解下情，整肅吏治，以加強皇權、鞏固統治，大力推行密奏，並建立起一套嚴密的制度，尚書、侍郎等官，每日一人輪班奏事，密摺封進。同時，雍正朝有具折權的官僚隊伍較康熙朝大幅度擴大。據統計，康熙朝有秘密奏事權的官員僅100多人，而雍正朝短短13年便發展到1200多人。大學士、總兵官及各省督、撫、提、鎮、藩、臬皆可就有關政治、軍事、經濟、吏治、民情風俗等情況，具折密奏。此外，雍正朝密摺制度已經程式化，自繕折、裝匣傳遞，到批閱、發還和收繳，都有條不紊執行。密摺須具折人親筆寫好後，裝入折匣，然後遞送。為了及時收發、批閱、處理密摺，雍正帝設立了專門轉呈、接受密摺的機構奏事處，由專門的奏事官接收、轉呈密摺。凡擁有摺奏事權的官員都是雍正帝安插在官僚中的耳目，而奏事人自己又受其他一個或幾個奏事人的秘密監督，形成互相監視的局面。這樣，人人都處於受監視的境地。 密奏制度使皇帝直接處理庶務，加強了皇權。此外，密奏不經通政使司、內閣等機構，因此，事情往往可以很快確定，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此外，還使地方大員彼此制約、不敢違法擅權，有利於整肅吏治。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慼慼。

從古代開始，官場內就存在告密現象，一些官員或者出於公心，或者出於私怨向皇帝秘密報告一些事物。早期，官員會透過正常的奏事方式向皇帝彈劾、告發某些官員。在漢代，統治者就接受大臣公開的上書，最有名的就是廢帝劉賀在位時期，大將軍霍光協同丞相楊敞等數十位官員聯名向皇太后上的廢黜劉賀的奏章。另外一些近臣也向皇帝私下裡打小報告，史書上用“饞”這個字描述類似行為。比如漢惠帝時期，趙王劉友的妃子向呂后誣告劉友造反。漢宣帝時期的中書令石顯經常在漢宣帝面前說重臣蕭望之的壞話。至於統治者如何看待這些小報告就要看統治者的智慧了。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一般得國不正或者法統存在問題的王朝會更重視告密這種行為。比如武則天篡奪李唐江山，得國不正，就一直非常在意大臣們的思想動向。她是首個在國家層面提倡告密的皇帝。在武周時期，告密之風盛行。國家下達詔令規定凡是要告密的人無論是官員還是百姓，地方政府都不得查問，直接給予五品官員的待遇，護送至京城，如果告發情況不屬實，也不會受到懲處。武則天還設計了一種銅匭（類似於郵筒），時刻接受具名或者不具名的舉報。一時間人人自危，加上武則天時期酷吏橫行，一旦被別人誣告，落到了酷吏們的手裡，那一定是會被屈打成招，弄不好還會直接被拷打致死。所以，人人都很害怕自己被告發。武周時期可以說是歷史上告密最嚴重的時代，但是後代當中也有效仿者。

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低微，對於文武官員有天生的厭惡和不信任感。所以，他變被動為主動，不用官員打小報告。直接設定拱衛司、錦衣衛負責打探官員的一切情況，可以說是無孔不入。到了清代就建立了密奏制度，官員可以向皇帝直接上摺子密奏，中間不用經過任何其他手續，可以直接進入中央專設的“奏事處”，而後上達天聽。

無論是漢代的奏章，武周的銅匭，朱元璋的錦衣衛還是清代的密奏，都是統治者為了強化對於國家官僚體系的控制而做出的舉動，表面上是為了整肅吏治，但實質上造成的冤獄數量非常之多。武周時期，甚至出現了人人自危，惶惶不能終日的景象，可以說對於國家文官體系的建設弊大於利。

文：經典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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