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的開始，不僅包括了政治、戰略、意識形態、勢力範圍的爭奪，另一個核心的競爭領域就是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美國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和蘇東封閉的經濟體系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兩個“平行市場”內部，美國模式的經濟活力和發展速度顯然更快。這也使得冷戰結束之後，整個全球化、西方化或者美國化的速度勢不可擋。冷戰的結束無疑為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做了最好的背書，使得美國迅速鞏固了自己“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

冷戰期間，美國出現了像西德、日本之類的強勁競爭對手，但冷戰的背景賦予了美國極強的談判的能力，也就是說，為了打消安全上的顧慮，許多國家不得不在經濟上對美國做出妥協，尤其是美歐和美日的貿易談判。尤其是在1985年的廣場協議之後，日本不得不接受了日元升值的結果，不得不在金融、投資、和傳統的保護領域對美國開放。同樣，美國在歐洲、遠東等冷戰結合部推行自己的經濟戰略（如馬歇爾計劃）就顯得更為容易，遇到的阻力也更小。

而在冷戰期間，美國和西方陣營也幾乎壟斷了全球的經濟治理機制，如世界銀行、GATT（WTO）和IMF，後來G7也應運而生。他們主導解決主要的經濟問題，並在冷戰結束之後迅速成為全球性的治理機制，美國的制度性權力迅速擴張，對各國國內的經濟問題和世界經濟的執行都有巨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但這個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冷戰期間過於龐大的軍費開支，對美國經濟和社會所帶來的排擠性效應。另外就是美元霸權地位所帶來的美國經濟向金融化的發展和實體產業的空心化。這都是冷戰時期集團政治的後遺症，美國不是一個人，而是西方陣營和價值觀的代表，這使得他不得不承擔更多的義務，也擁有的更大的權力。這某種程度塑造了美國經濟的現在。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似乎也是對這一現象的反思，美國是否有必要繼續參與全球治理？美國是否是時候迴歸傳統制造業？這些問題可能都是對美國冷戰遺產的矯正，消除其負面影響。

美國自二戰獲得最大利益以後，就開始在全球結盟稱霸，併為維護其霸權地位和本國及其盟國（地區）利益，不斷挑戰世界和平。對於不願接受其政體和經濟模式的弱勢小國，就以顛覆、侵略等＂熱戰＂方式，使之屈服；對於在軍事、經濟上能與之抗衡的前蘇聯及東歐陣營，則以掀起軍備競賽、宣揚西方價值觀、加強意識形態滲透、收買扶持反對派和分裂勢力、實行經濟科技封鎖、制裁等＂冷戰＂方式，實施和平演變，促其政治經濟模式就範、國力衰退、國體瓦解。從幾十年來的世界歷史看，美帝國從＂熱戰＂和＂冷戰＂中受益匪淺，霸主地位得以維持，特別是＂冷戰＂對蘇東集團實現了不戰而勝的最佳效果。但是，必須看到，無論＂熱戰＂還是＂冷戰＂，美國都付出了沉重代價，主要表現在：1、霸權主義的醜陋形象暴露無遺，引起世界大多數國家公憤，成為全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人民的公敵，增強了反美防變的戰略意識；2、龐大的軍費開支和產業資本走向金融資本壟斷，導致消費型實體經濟衰退和長期金融危機，經濟增長停滯，財政赤字和失業人員大量增加，美元地位下降；3、給第三世界和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有利的經濟發展機會，形成新的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特朗普上臺後，美國戰略思維並未徹底改變，特別是在繼續推行霸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前提下，僅以發展實體經濟和減稅政策來刺激經濟發展，是難以真正奏效的。財政赤字和軍費、國債的進一步增加，將加快美帝政府破產、誠信完全喪失，陷入孤立於世界的惡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