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公作為儒家弟子在近代當為首席。毛澤東寫有“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蔣公介石評“足為吾人之師資"。曾公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睜眼看世界”並積極於之實踐的第一人。

本人識淺不敢枉評曾公世界觀的侷限性。如有侷限性則因歷史發展有其必然侷限性，儒學修身成聖賢使曾公成一代完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

謝小秘書邀！如果要論數千年最徹底的信仰堅守了儒家思想的人是誰?那麼非曾國藩莫屬；如果要論最真誠最純粹最砥礪的程朱理學的踐行者是誰?那麼更非曾國藩莫屬。中國古人所謂“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可以說，曾國藩簡直就是集“三立”於一身的人。正因為如此，曾國藩一生的論敵左宗棠在送曾國藩的輓聯中蓋棺論定，評價極高：“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如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但儒家思想與身俱來的致命缺陷和程朱理學的偽君子基因使得其虔誠的信徒曾國藩的言行觀念一生掙扎糾結於困頓困境之中而無法自拔，最終與當年的親密學生友人袍澤同僚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漸行漸遠。曾國藩一生追求儒家的“誠心正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一生追求程朱理學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完人境界。而事實上，這些不過是儒家們為了忽悠世人誇下的海口，為世人設定的根本無法達到的理想目標（因為要達到這些目標需要天時地利人和各種因素完美的配合），在一個專制政體下人治社會中，壓根是一個不可能的目標任務。這種“不為聖賢，就為禽獸”的黑白對立善惡分明非此即彼的價值觀選擇，直接導致了曾國藩一生無解的困境，內心的矛盾衝突。尤其是在天津教案的處理中表現得更加困頓更加自相矛盾。

曾國藩是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學的虔誠信徒，同時在其行為上又是一個霍布斯主義者，他比任何人都正視人性之惡，直視社會之惡，以霹靂手段，行菩薩心腸。但對人性和社會洞察得愈深刻，他思想上與儒家人性本善的觀念衝突就愈激烈，卻又無法自我打破儒家思想的桎梏，無法掙脫儒家思想的道德綁架（與其說是被儒家思想綁架，不如說是曾國藩本人積極主動的自我奴役）。這種自我奴役成就了他的功名和不凡，亦成就了他無解的侷限和困境，成就了他一生欲掙脫而不得，永遠時時刻刻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悲劇。

曾國藩的名聲在現代或許是被拔高了吧。

文正公一直是體制內薰陶出來的，儒家文化的孝臣忠君思想，在日夜的跪拜與磕頭中，幾乎已經沉澱為他的基因螺旋。“戰戰兢兢，即生時不忘地獄”，封建官僚的規矩、保守、固化程式，讓他瞻前顧後，喪失了豪雄蓋世的氣概。

一方面，他想踐行“君子之道”， 養“浩然之氣”，“為群體”；同時，他無法抵擋住是人就有的本能的慾望與渴求，生有七情六慾，他也想去“為個體”。 孔子說“食色性也”，個體的本能慾望，孔子都無法迴避，曾國藩一樣避不開。

強行壓抑“為個體”，以實現“為群體”，理論在宋明理學，核心價值觀叫“存天理，去人慾”。 作為儒家弟子，曾國藩信奉的道，正是宋明理學。

從“天理”這個大群體意識出發，曾國藩將個體的“人慾”強行刻意壓制到極限。

有兩則故事可以證明：曾國藩睡覺稍微貪床，便罵自己“一無所有，可恥”。到朋友家看到有女子在座，心裡激動起來，說了幾句笑話，回家又自責：“放蕩至此，與禽獸何異？”本來很正常也很健康的人性，經過刻意壓制，他的內心開始變形，個體形象逐漸扭曲。弄到最後，“他的面孔永遠是模糊的，連他的朋友、親人都難以猜透。”

這正是宋明理學到了極致處的表現。“曾國藩永遠不以最真實最本來的一面示人，永遠需要人來猜測他們的情感、意志和認知。”有人因此評價曾國藩可怕。走進曾國藩的內心，神秘、恐懼、驚險，讀曾國藩可以發現，個性被壓抑後，人還可以變種成這樣。將人所有自然的、本能的、真實的一面，全部按照國家意識形態的需要，而刻意地扭曲、改變、掩蓋，真實的曾國藩，雲遮霧罩，雲深不知處。

在這裡問題中所說的侷限性就比較明顯了。爭取你自己的權利，就是爭取國家的權利；爭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從來不是一幫奴才建成的。一個好的社會，首先是由一幫有個性、愛自由、求幸福的人組成的。

百多年來，世人多學曾國藩，有一個重要原因，在“為群體”的高壓環境與高調口號的環境裡，學曾國藩的關係學可以自保，並且能夠快速自利。

而現代社會中人人個體意識覺醒，每個人都自覺維護自己的權利。

另外，曾國藩雖然發起洋務運動，是經世致用的科學與技術思想的實踐，但他用三千年前周朝的“華夷之辨”，來處理中西文化的衝突。用“東夷、南蠻、西戎、北狄”，拱立一個睥睨天下的天朝上國，這種極度保守的觀念，與國門已經洞開，民主共和思想已經萌芽，時代需要平等、民主、自由的改革開放意識，完全是反其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