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古代人物和近代人物的評價其實是各有不同的。對於古人來說他們所處的是一個封建社會，為官者是否忠君愛國，體恤百姓、尋常百姓乃至江湖豪傑是否為人忠直，造福鄉里成了我們對古人評價的標準。

古代為官者以貪官汙吏最為百姓所痛恨，比如曾經富可敵國的和珅。你說和珅忠君愛國吧，他也算不上頂多就是會討得皇帝歡心，利用其職位使勁的撈錢。體恤百姓吧他也不沾邊，頂多就是會以一種矇騙的方式安撫民心，最終保持自己的位置。

而岳飛同樣作為朝廷命官，儘管朝中風氣十分不好但是卻依然一心為國抗擊外敵。即使是給它安了個莫須有的罪名，但他還是抱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信念依然走向了不歸路。對於現在的人來說岳飛或許有些愚忠，但是他精忠報國的情懷卻讓後人豎起了大拇指。

而到了近代，尤其是軍閥混戰的年月，為了地盤，錢財，實力，軍閥們往往各自為政，很少有鮮明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而要說起近代最大的漢奸估計也就是汪精衛排第一了。

即便是汪精衛這種被人民罵為漢奸的人，在年少時也做過為革命“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壯舉。為了革命刺殺滿清攝政王一時間讓他成為了英雄式的人物。但是年少時雖有壯舉但隨著歲月的變遷，人性裡的軟弱，投機的另一面就浮現了出來。以至於做了日本人的走狗，一生的名節從此淪為了笑柄。

評價歷史人物應秉承“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的原則，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結合當時的具體實際，看歷史人物的行為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趨勢，是否符合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平，是否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遵循一定的標準生產力的標準，實踐檢驗的標準，主客觀一致的標準。不僅從階級本性來分析，更應該看到表面背後實質性的東西，從而辯證地進行評價。筆者認為做好重要歷史人物的評價工作，應該做到以下幾點：

（1）使歷史人物平民化，而不是把歷史人物當成一個虛擬的影像來看待。

（2）把歷史人物具象化，以具體史實為依據展開研究。黑格爾曾經說過：“每個時代都具有如此特殊的環境，每個時代都是如此獨特的狀況，以至必須而且也只有從那種狀態出發，以它為根據，才能判斷那個時代。

歷史是真實的，不是想象的，不能簡單地以某個人的評價標準當做評價歷史人物的唯一指南。恰當地評價重要歷史人物才有利於一個人正確歷史觀的形成。

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後，中國的歷史學獲得了很大的進步與發展。建國以來幾十年間，中國歷史學家評判歷史人物尤其是近現代史歷史人物的標準也多少發生了一些變化。下面筆者就為大家做一個簡單的梳理與介紹。

經典作品《唯物史觀》

建國後的三十年間，中國進行了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為配合舉國上下的熱情運動，歷史學界在意識形態上也主要採取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唯物史觀。唯心主義史觀認為 “英雄創造歷史”、“思想創造歷史”，機械唯物主義則主張“人是環境的產物”。歷史唯物主義與這兩種觀點都不相同，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變。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在於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它的基本論點斷定強調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可以解釋的。這過程不是偶然或任意決定的。要用一定時代的社會基本結構來解釋，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的時候，要用階級鬥爭來解釋。列寧說“階級鬥爭是全部發展程序的基礎和動力。”故而階級鬥爭也是批判中國歷史人物的一大準則。

北洋水師復原圖

我們以近代歷史上最為爭議的李鴻章為例。眾所周知，李鴻章中年練兵起家，參加了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軍事行動。晚年位高權重，共代表清廷中央政府簽下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長期以來中國大陸教科書給李鴻章“劊子手”和“賣國賊”的稱號。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後歷史觀唸的變化和多元以及新鮮史料的不斷披露，大陸學界對於李鴻章的評價越來越中立客觀。在李鴻章等人的帶領下，洋務運動一度像模像樣，清廷還在李鴻章的主持下建立中國第一支西式海軍北洋水師，這些事蹟都是不容抹殺的，今天我們再評價李鴻章，就會對他在近代中國的工業近代化和軍事近代化的功績予以合適的評價。例如持“歷史三峽論”的近代史學家唐德剛認為李鴻章的一生的作為雖然是“內悅昏君，外御列強”。卻仍舊不愧於自有近代外交以來中國 “兩個半”外交家的其中一個。

曾國藩

同樣，曾國藩也有何李鴻章一樣的“命運”。他“被馬克思主義學者斥責為漢奸劊子手，為了滿清異族統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殺了同胞”，但也有學者認為 “曾國藩的政治家風度、品格及個人修養很少有人能予匹敵。他或許是十九世紀中國最受人敬仰、最偉大的學者型官員”，畢竟在國家發展做出過努力與貢獻。

參考資料：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高希中：近50年曆史人物評價標準問題述評

黎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