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與孟子同為儒家文化的大師，都推崇“仁”的思想，都講求“仁者愛人”，但是二者卻有著較大的區別。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則偏向憤世嫉俗。在季羨林大師、李學勤先生倡導“重寫學術史”的背景下，結合考古新證和其它文獻，人們對孔孟之道又有新詮釋。李學勤先生在2005年8月青島“易學與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指出：“孔子不僅開創了儒學，也確實開創了易學。” 清末大儒杭辛齋也早就指出：“孟子繼孔子之後，七篇之首，即揭明仁義大旨，而歸體於性善及經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及繼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見孟子之不知《易》哉！” 所謂孔孟之道，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問易》看來：就個體而言，是弘揚、踐行仁、義、禮、智、信等德行；對社會而言，是弘揚中華之德道：即厚生、愛民，公平、正義，誠實、守信，革故、鼎新，文明、和諧，民主、法治之道。

孔：孔子；孟：孟子。指儒家學說。

儒家學說是由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期魯華人，）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

儒家思想學說中的博愛主要依存於仁學的懷抱。

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史，固然有戰爭、瘟疫、剝削和壓迫等苦難，但“和”為一箇中華民族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它是先民們在相互尊重和互助互惠中創造出來的歷史。作為一種跨越血緣而撫慰人心的崇高情懷，博愛突出的是人與人相愛的美好境界。

仁者愛人，仁愛是博愛的母體，博愛主要體現了仁愛的普遍之愛價值。人需要愛和尊重，這既是人的情感和人格自尊的需要，也是社會交往中應當信守並通行的原則。作為社會性的動物，人是在人與人的互助中得以生存的。

從愛、親、孝、慈的個體關愛到愛國愛社會的崇高境界，既是價值內化的表現，也是社會教化的結果。儒家文化支配下的社會教化，使得報答和互惠（愛）的意識在兒童時期就已經孕育。傳統上，人們大都接受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的觀念，相信仁愛和美德終究會有好報。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有愛心、愛人、愛物，自己才會被人物所愛，愛的公共性和互惠性品格由此得以彰顯。

自秦漢開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形式運行了兩千多年，從思想的層面維護這一制度，便是漢代國家倡導的以孝治天下。

在董仲舒筆下，博愛整合了儒家和墨家的相關思想內容，以緩和當時嚴重的貧富不均導致的社會矛盾。儘管董仲舒的主觀目的是要禁絕包括墨家在內的諸子，但對博愛的提出與墨家宣揚的兼愛卻又是殊途同歸。

儒家關於博愛的論述發展到漢唐時期，主要側重於經驗和應用的層面，並將其與宇宙觀相結合。而從形而上的層面闡釋和論證博愛的精神與價值，則是宋明理學承擔的任務。但不論是經驗還是理性，貫穿的都是公天下的博愛情懷。

“大道之行”的“天下為公”，並不隨著“小康”禮制社會的到來而中斷，它在講求公平和博愛的意義上存在於中國社會，並因之可以跨越血親“小家”而走向萬物一體的“大家”。理學家發掘了傳統儒學的理論資源，從陰陽氣化的和合走到了一氣一性和同心、同理、同善。

“同善”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在宋以後發展為“天人一身”的“大身”觀。“大身”基於自我的擴充，“同善”則體現為人際間的關愛。

仁既是個體的美德，也是天道之善的生生流行。以生生論仁善，講仁者生也，是宋明諸儒將孔孟的仁說的“生生之善”貫通起來的結果，並在實踐中為明後期興起的“同善會”的慈善救助提供了可能的路徑。

進入近代社會，一方面因為中國遭受的屈辱而導致了對自身傳統和歷史的不公正評判，“博愛”成為了西方先進文化的象徵，儒家的仁愛因含有差等之愛而變成落後的標誌。

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先進人士卻希望透過改造儒家的仁愛體系，闡揚儒家學說中博愛的重要價值，使傳統仁學體系和西方現代文明銜接起來。

論運動員修養

往孔孟之道上扯就太遠了點

我覺得往幼兒園扯靠譜些。誰家的孩子都是好孩子，至少，都是往好孩子方向去教育和培養的。倆孩子在那裡爭吵，家長還是不參與未好，不過事後的反省我看還是必要。

競技場上，我們華人向來提倡的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現在提的少了，認為這個提法有些虛偽，所以赤裸裸拿金牌無上光榮。

但是作為運動員，起碼的修養還是要的，你強當然可以，但是傲，必不可取。我就問問孫楊，你“傲”了沒有？你如果傲了，請收斂！假如是別人家的孩子傲了，請鄙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