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留下了很多謎團，他的進位就很具有傳奇色彩，作為封建社會的一個很出色的統治者，他的出色肯定是百姓的不幸。

滿清的皇帝繼承人的選擇不是按照中原王朝的嫡長子繼承製實行的，而是鼓勵競爭。雍正皇帝的老爹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就推崇這一套，畢竟是從關外入住中原的少數民族，崇尚武力，好勇鬥狠。

於是在康熙皇帝的晚期就出現了一群王子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鬥爭，由於參與爭奪的主要有九個王子，所以被稱為九王奪嫡，最後皇四子胤禛奪取了皇位這就是雍正皇帝。

由於他的對手實力過於強大，剛登基的時候就有江湖傳言，說是雍正是改了康熙皇帝的詔書之後上位的，其實這是無稽之談，清朝皇帝的詔書都是滿漢兩種文字書寫的。把漢文的“傳位十四子”改為“傳位與四子”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把滿文的也改得天衣無縫是不可能的。

再說當時為了消滅各地的叛亂，雍正皇帝大力啟用了自己的包衣奴才年羹堯，由於對年羹堯的信任與支援，年羹堯出兵西北剿滅了羅布藏丹增。

一時之間年羹堯的威望和權勢如日中天，導致很多大臣對年羹堯的嫉妒。同時，年羹堯的驕氣日盛，連皇帝都不放在眼裡。

於是雍正皇帝開始對年羹堯採取打壓措施，一步步把他從權傾朝野的 封疆大吏 貶為杭州城的外委把總。這個巨大的落差讓年羹堯十分難受，但是年羹堯並不服氣，最後還是被賜死了。

這樣一來，很多年羹堯的舊部對皇帝產生了怨恨，年羹堯被處死，他的龐大勢力就受到了剿除，這些人是怨恨皇帝的，而且這些人都是有見識、掌握權力的人，所以朝野上下都開始形成了一股質疑雍正皇帝繼承權合法性的風潮。

除了利用嚴刑峻法來鎮壓這些敢於挑戰皇權的人之外，就要從思想上澄清這些事實，於是雍正皇帝自己撰寫了一部書——《大義覺迷錄》。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來這是一本澄清事實、消除思想上迷霧的書。

這只是一個傳說，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但是可以反映出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對雍正皇帝的痛恨。所以雍正皇帝在痛下殺手嚴厲鎮壓以後，發現效果不好，才寫了這樣一本書，沒想到真的越描越黑了。

讓無數漢人糾結的問題——到底何處是中國？

“中國”“華夏”一詞，自古以來就有多重內涵，而其外延更是隨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衍變。

上古以至先秦時期，以天子所在地方為“中國”，秦漢以後，隨著疆域的開拓、經濟重心逐步南移，特別是漢族與周邊各族融合的深度與廣度的推進，“中國”“華夏”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開。“中國”“華夏”之外，則為“四夷”。

實際上，古代“四夷”與“中國”一切恩恩怨怨，都不過是歷史上中國這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內部的家事。華夷的分別，從來不是中國與外國的分別；華夷的對立和衝突，從來不是中國與外國的對立和衝突。

傳統儒家觀念中的“中國”過於狹隘，與歷史上漢族與周邊各族共同締造著的大中國的事實不相符合，與今天作為中國專稱的中國更不可同日而語，必須摒棄所謂長城外、柳條邊是古代中國國界之類的誤解和曲解。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1644），多爾袞率清軍入據北京，順治帝告祭天地，稱大清“茲定鼎燕京，以綏中國”，向天下鄭重昭示，正式成為中國的主人。

但明清易代，在明遺民看來，則是“夷狄竊奪天位”，其嚴重性豈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陸沉”，“日月無光”，綱常名教蕩然無存，整個社會沉淪於漫漫長夜。

雖然早在康熙時期，就開始了對漢人的懷柔政策，開“博學鴻儒科”、開“明史局”，六下江南親自祭拜朱元璋，但仍無法徹底消弭根深蒂固的漢民族特別是士人中的敵對情緒，一些人仍在叫嚷“夷夏秩序”，暗中鼓動漢人起來推翻清朝統治，雍正六年（1728）竟發生了曾靜策動嶽鍾琪反清案。

曾靜應試時，得到大儒呂留良評點的時評文章，見到論述“夷夏之防”等語非常讚歎。曾靜派門人張熙專程去浙江呂家訪求書籍，因為呂留良已經去世，其家人把呂留良的遺書全部交予張熙，曾靜見書中多反清復明之意，愈加傾信。

當時雍正帝正在整治“八爺黨”，曾靜以為清朝末運已至，頓時上來了一股書生氣，派張熙去遊說陝總督嶽鍾琪起兵反清，嶽鍾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訊曾靜、張熙，並親自審理。

雍正認為僅僅懲治一個曾靜，並不能改變漢人的反清觀念，於是他不循帝王治術的常規，毅然決定利用曾靜反清案與“華夷之辯”命題展開一次公開的正面交鋒。

雍正將與曾靜問答之詞，編為《大義覺迷錄》，親自做工作，竟然說通了曾靜這個書呆子，曾靜親自到江南地區宣揚自己思想轉變的過程，為清廷做“統戰工作”，但是對於始作俑者的呂氏一門，雍正則大加誅戮，呂留良遺著全部焚燬。

雍正的基本論點和論證邏輯是：滿洲人出身是“夷狄”無可諱言也不必諱言，但“夷”不過是地域。漢人所尊崇的亞聖孟子也講過“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如此則“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非中外之分別”。

雍正理直氣壯地說：“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中外一家之政也”。

雍正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高標“天下一統，華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對抗挾儒家思想優勢的“華夷之辯”命題，志在顛覆大漢族主義自我優越的民族觀，爭取夷狄與漢人平等的地位。

《大義覺迷錄》除了辯白“華夷之爭”，還談到了當時不少宮廷祕史，這是雍正刊印此書的一個敗筆。因為當時的人們普遍懷疑雍正帝位來之不正，他說的話不管正確不正確，人們都不願意相信。

乾隆繼位後，覺得雍正有些矯枉過正了，宮廷密事、君臣對話到處亂傳，恐怕會以訛傳訛，所以乾隆採取最簡單粗暴的方式，直接禁止了這本書，並以“洩臣民公憤”為由，將曾靜、張熙處死。

但是乾隆以後，經過百餘年融合，廣大漢人們在心裡上已經趨於認同清朝為“本國”，滿漢融合得到了加強。至清中後期，在人民心中，清朝皇帝已經成為名正言順的“中外一家”的大一統中國之主。

事情的過程大致是這樣的。

明末清初，一個叫呂留良的思想家寫了一些反清復明、夷夏之防、尊漢貶夷的書，在當時沒什麼影響。但到了康熙晚年，這些書被一個叫曾靜的秀才讀到後，卻搞得一發不可收拾。

當時，雍正繼位沒幾年，民間對他的合法性一直有質疑。再加上年羹堯、隆科多、八阿哥胤禩等人死的過於蹊蹺，更是讓民間對雍正非議連連。於是曾靜就產生了推翻清朝的想法，並把自己的想法付諸於了行動。

具體的說，就是他撰寫檄文討伐雍正，並讓弟子張熙鼓動一些地方官員造反，直接給皇帝點炮。比如當時的川陝總督嶽鍾琪就是張熙的鼓動目標之一。

嶽鍾琪收到張熙的書信後，當即嚇尿，然後給雍正寫了一封奏摺。大意就是說：曾靜說我是岳飛的後裔，有義務為華夏謀反，臣認為這完全就是一派胡言。陛下您可一定要相信我的忠心啊。

雍正收到奏摺後，覺得很震驚，就先好言好語安慰了嶽鍾琪。然後派人追查這件事。後來案子調查清楚了，雍正沒有殺曾靜，而是把已經安葬多年的呂留良開棺戮屍，呂氏的子孫、家丁、徒弟，或殺或流放。呂留良的著作也被一併銷燬。

也就是說，直接嫌疑人沒有治罪，倒黴的只是被曾靜供出來的呂氏一族。（其中有曾靜甩鍋的可能性）

關於為什麼這麼處置，雍正自己解釋過。其話大意就是：曾靜是鄉下人，容易受到奇怪思想的蠱惑。原罪應該歸咎於呂留良，他如果不寫這些奇奇怪怪的書，曾靜哪裡會受到蠱惑呢？

呂留良生於浙省人文之鄉、讀書學問初非曾靜山野窮僻寞頑無知者比、且曾靜止譏及於朕躬、而呂留良則上誣聖祖皇考之盛德、曾靜之謗訕由於誤聽流言、而呂留良則自出胸臆造作妖妄、是呂留良之罪大惡極誠有較曾靜為倍甚者也。

其實雍正的這種處理方式也能理解，這相當於現代的司法交易或者叫汙點證人。雍正給曾靜一個活路，曾靜也給雍正一個臺階，或者說是藉口。畢竟呂留良的影響力比曾靜大的多，借曾靜這個事把呂留良的思想遺產連根拔起，名正言順。

雍正寫出《大義覺迷錄》後，覺得光自己寫還不帶勁。為了昭示天下，他便下旨把這本書大肆印發，並讓曾靜去全國巡迴演講，說自己是怎麼被呂賊的妖言所誆騙。同時宣傳他是怎麼在雍正的教導下，洗心革面的。

按照雍正的預計，這麼一下，全國對他的非議就會消失了。然而，事與願違。這本書一經刊發後，全國譁然，議論紛紛。

為啥會這樣呢？

因為《大義覺迷錄》中的很多內容，是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可能接觸到的宮廷內幕。比如雍正弒父這件事，原本只是傳言，很多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不信。但是雍正在書中為自己辯解，這就導致原本很多不信或壓根就不知道的人，變成了半信半疑。

這樣一來，臣民不僅不會“覺迷”，反而會更厭惡統治階級，客觀上導致流言越傳越廣。

換而言之。皇帝就應該要有神祕色彩，雍正為了抵制流言而出書辯解，很沒有必要。這除了起到反宣傳作用外，一無是處。

所以乾隆繼位後，他直接就把曾靜抓回，凌遲處死。緊接著，又在全國大肆封禁《大義覺迷錄》，抹殺這件事。

於是一時之間，雍正這本政治宣傳冊，竟然成為了藏書家手頭的寶貝。

不過，乾隆下手雖然迅捷，但還是遲了。很多人讀到了書中內容，產生了妙想。後來民間眾多傳說，比如江南八俠中的呂四娘斬首殺雍正的故事，就是受《大義覺迷錄》的啟發才創作出來的。而這也正是為什麼清朝十二帝，唯獨只有關於雍正的民間傳言最陰險毒辣的原因。

雍正這個人性格比較複雜，在官員的眼裡他非常嚴苛，在百姓的眼裡他充滿八卦，但在歷史的視角里，他是個好皇帝。

雍正組織編寫45萬字的《大義覺迷錄》，目的就是與全國有組織、有預謀的黑雍正的“鍵盤黨們”的一場正面對決。

說起來，雍正真是世界上最悽慘的皇帝了，他戰戰兢兢當了45年的阿哥，好不容易登上皇位，面臨著四方危機，要收拾康熙晚年留下的腐敗官場，還要努力推行要把大清官員得罪一遍的新政。

怪不得雍正總是哀嘆為君難、為君難，這個皇帝不好當。

所以雍正殫精竭慮，用創造歷史的勤政打理著整個帝國。他每天批閱奏摺到深夜，十三年的皇帝生涯，光是批奏摺寫的字就超過10萬，經過十幾年的勵精圖治，大清的國庫銀兩爆漲了七倍。

可是，世人都知道康乾盛世，很少提到夾在中間的雍正，都說康熙千古一帝，說乾隆十全老人，可沒幾個誇雍正是好皇帝的。

你說雍正冤不冤枉？

雍正剛登基的時候，政局非常動盪，當今九王奪嫡的主力軍們賊心不死，四處炮製雍正的謠言，再加上一些反清復明的思想復萌，說雍正得位不正的，說雍正人品不行的，種種流言蜚語甚囂塵上，最後集中呈現在一篇史上最狠的黑帖子裡。

這就是“鍵盤黨”曾靜所寫的《知新錄》中，這篇神貼給雍正安上了十條大罪：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誅忠、任用奸臣。

其實作為一個皇帝，面對這種毫無底線的黑貼，應該果斷組織全面封殺，然後悄悄殺掉曾靜完事了。

但是雍正不是這樣的人，他有時候會表現出格外的真性情，這次他決定和鍵盤黨據理力爭、鬥爭到底！

於是長達45萬字的古今第一奇文《大義覺迷錄》誕生了。

他先是批駁華夷之分，說“惟有德者能為天下之君”，然後為清朝建國辯白，說大明可不是搶了明朝的江山，而是從流寇李自成手中得到的江山。

前面這些話都是為了大清的形象洗白，後面雍正就開始聲嘶力竭的為自己辯白了。

說我謀父？當年我爹康熙殯天之前，除了五阿哥，所有皇子都在那守著，皇阿瑪說“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各個皇子、內衛、宮女太監全都聽到了。如若不然，像我八阿哥、九阿哥那樣的品性，還能老老實實的俯首稱臣？我真是做夢也想不到你們拿這個黑我！

說我逼母？我對老孃誠心孝奉，宮裡誰不知道，誰不說我是個大孝子？

雍正為了自證清白，把大清的家務事都抖露出來了，其實這樣的效果確實是越描越黑。這就好比八卦記者說某大明星出軌，這位大明星說我才沒出軌呢，當時我正和我老婆在小河邊親親我我……

雍正親自口述的這些宮廷祕史，更成了廣大吃瓜群眾的茶餘飯後談資，並由此演化成更多更誇張的八卦來，而雍正也只能欲哭無淚了。

所以精明的乾隆一上位就全面封禁了《大義覺迷錄》這本書，既然是大清皇室，當然要維護皇室的神祕和尊嚴，哪能啥都往外捅啊？

真性情的雍正帝一心江山圖治留青史，又哪知身後罵名滾滾來呢？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靜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義覺迷錄》一書。《大義覺迷錄》的刊行，緣於湖南的曾靜投書案。雍正十年，轟動一時的曾靜投書案以嚴懲允祀的追隨者及呂留良後人，寬釋曾靜、張熙而告終。

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雍正皇帝因曾靜反清案件而刊行了《大義覺迷錄》一書。全書共四卷，由雍正皇帝欽定編纂，內收有雍正皇帝本人的十道上諭、審訊詞和曾靜口供四十七篇、張熙等口供兩篇，後附曾靜《歸仁說》一篇，目的是為了“教育”有反清復明思想的漢族知識分子。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部至尊皇帝與平民囚犯進行大辯論的書，也是史上洩漏宮廷內幕、隱祕最多的一部御製國書。

而且，其為君王好大喜功，阿諛之詞不絕於耳仍不厭煩，雖其文治武功在中華文化五千年史中尚屬很高的地位，但是其自誇的浮風足以見證他不是一個務實之人，也不是一個真正為了江山永固而不惜自己的聲名的人。其統治有著致命的弱點，這也是後來中國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甚至其駕崩二百餘年之後還有人敢步他的後塵，影響力不可謂不深遠！可能這也是皇族的通病吧。

阮籍為太守，

騎驢上東平。

判竹十餘日，

一朝化風清。

故事是這樣的，晉代名士不滿朝廷的風氣，紛紛隱居不想做官，而且當時以文字問罪風行，他們也更不敢談論政治，所以大家一起參禪悟道，研究玄之又玄的自然。但是阮籍先生不幸得很，由於名聲太大，被人推薦做官，不得已被迫與統治者合作。他被派遣到東平做縣令。他優哉遊哉的騎著一頭毛驢就去赴任了。大概經過了半個多月的行程，毛驢終於把他馱到任上了。他揹著他的酒葫蘆，翻身下驢，晃晃悠悠的走進了縣衙大門，被僕役攔住了，因為大家不知道他是幹什麼的。他一甩後面的包袱，僕役們開啟一看，哎呦，不得了，縣太爺來了。他也沒搭理這些人，徑直走進後堂，開始喝酒，竹林搖搖曳曳的，他喝的微醺醺的，然後就開始在午後的Sunny下瞌睡。每天就這樣過日子，也不審案子，也不處理政務。後來，師爺啊，衙役啊看見他這個父母官這麼做，就更加肆無忌憚的為所欲為了。十幾天後，阮籍忽然清醒了。他走到縣衙裡，招呼幾個僕役把縣衙的大門給拆掉了，裡面的辦公的地方，審案子的地方，都暴漏在光天化日之下。然後告訴僕人，以後就這樣，誰也不需改動。那些縣衙的辦公人員就在民眾的監視之下規規矩矩的辦公去了。阮籍灌滿了一葫蘆酒，跨上他的小毛驢，出去雲遊去了。之後，東平縣即使沒有縣太爺治安也是出奇的好，辦公人員也是出奇的有效率。看，這就是魏晉名士的風範。我要講的是，行政透明化的問題。魏晉名士吸收的最多的要數老子道家的思想，無為而無不為。

之所以把阮籍列在這裡，我要說明的是有些個輿論是可以相信的，公道自在人心，話是不錯的，關鍵詞體現在那個“人”字，這個“人”字究竟指的是誰這才是最重要的。阮籍領會到了，讓人民大眾去審判那些不合乎人們道德要求的事情，所以玩的相當的漂亮；雍正會錯了意，他的時代的輿論並沒有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他只有權力，但是沒有輿論的控制權，更沒有壓制謠言的權力，所以他的《大義覺迷錄》最終淪為千萬百姓的笑柄，更是給了他的政敵以攻擊他的話柄。

上有康熙，下有乾隆，中間加著個雍正，著實讓人著急，也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安放他的位置。自己的父親和兒子成就了後世口中的“康乾盛世”，而自己卻被夾在了中間，好像什麼事都沒幹一樣。其實不然，雍正對於康乾盛世的連續性，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是人都有長處和短處，對於雍正這個人，用現在的話來說，他的性格是比較怪癖的。從各種宮鬥劇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在清朝所有的皇帝、妃嬪們，都有自己專門的寢殿，供其起居生活。在雍正之前的幾位皇帝都居住在乾清宮，這是紫禁城中的正殿。

然而，自從雍正登基之後，卻一改往常的習慣，搬到了一座偏殿養心殿來居住。一度使朝廷的大小官員因為方位混亂而不知所措，給參政議政造成了諸多不便。

面對堆積如山的奏摺，雍正總是自己親自批閱，而且，一批就是“絮絮叨叨”的沒完沒了。時不時還抓住一些有功之臣的芝麻綠豆般的小毛病不放手，囉囉嗦嗦地批了一大堆，直到你忍無可忍的改過為止。除了批閱奏摺與眾不同之外，皇家人最大的一個興趣愛好就是看戲。

其他皇帝看戲看高興了就是打賞銀兩，而雍正卻非如此。

有一次，在看《繡襦記》的時候，戲中正演到一個父親見自家兒子因為沉迷一個娼妓，導致靠街頭賣藝度日之時，忍不住痛揍兒子這個情節的時候，雍正很是高興，隨即下令給這個飾演父親的太監重重的賞賜。誰料，得了賞賜就開始放縱的小太監，隨口問了句：“常州刺史是何許人也？”的時候，雍正便立刻翻臉，並痛斥這個太監探問國家機密，並下令杖斃此人。

不僅性格上有這樣的毛病，在行事上雍正還非常的天真。自古以來，為了爭奪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難免會弄得眾叛親離的下場，更別說是兄弟、父子之間的博弈了，往往都是爭得你死我活。

勝利者以一個高高在上的姿態審視失敗者，或殺或罰都是常有之事，誰也不敢說三道四。但是，雍正皇帝對於同自己爭位的那倆兄弟不殺不罰，而是將他們貶為“阿其那”和“賽思黑”，這在滿文當中，指的是“豬、狗”之意，這不免讓人覺得有點像小孩子吵架。

一父同生的兄弟都是豬、狗，那麼，自己豈不也是，如此看來，雍正可真的是太天真了。

當時，正值雍正當政的第六年，在湖南出現了一個“反清”案例，這次的主謀是一個科舉多次不第的書生曾靜。他因多次接觸和頌揚明朝詩文深受影響，於是，想要反清。之後，一次機緣巧合的機會，曾靜聽說岳鍾琪是岳飛的後代，於是，便勸嶽鍾琪和自己一起反清。

結果可想而知，嶽鍾琪立馬將這件事上報給了朝廷。曾靜的“謀逆”被定性為專門針對雍正皇帝的“謀逆”，一下惹得雍正大發雷霆。當曾靜被壓往京城的時候，所有人都以為他會被凌遲處死，但是，實際上，雍正對此事的處理卻是匪夷所思。

他頒佈旨意讓人將此次案例整理成冊，並在這本書冊子中，花費大量的筆墨來說明自己是如何的孝順，對父母兄弟是如何的好。總而言之，將所有之前散佈的不利於他的謠言，都進行了一一的駁斥。等到這本冊子製成之後，把它發到了每一個州縣之中，凡是求學的學子更是人手一份，並要日日誦讀。

讓曾靜等人現身說法痛罵自己，這比殺了他們要高明多了。可是，事與願違，雍正自以為是的聰明帶來的效果並不是那麼明顯。傳統政治是黑幕政治，上層社會的事情是不允許任何人昭告天下的，就算是小道訊息的洩漏也不會有任何的機構出來澄清。時間一長，人們就會在將信將疑之中，把這些事情遺忘，這也更加有利於當朝的統治。

然而，雍正卻把這些隱祕的宮廷之事昭告天下並用了極其強硬的政治手段，這無疑給了世人更多的猜測和遐想。所以，在後世，關於雍正的一些非議和謠言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