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簡單比較，表面上是日本積極努力，中國政府腐敗，民眾愚昧。深層次的是，日本被碾壓近千年，壓力屈辱的迸發！中國沒有日本人的感受。覺醒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百年孤獨恥辱，現在就是覺醒的過程。1840年以來我們感受到了落後的慘象。才有今天的成功。只有不斷進步，不懈怠，才能保持發展，進步，國家才有美好未來！決不能走日本老路，“愛狗人士”只是逆流，絕對不是發展方向！

在此先說一下什麼是國民意識：國民意識就是強烈的國家認同感，炙熱的愛國情懷，為國效力的使命擔當。國民意識是建立在國民平等自由的基礎之上，建立在國民獨立健全的人格塑造上。國民意識一旦形成特別是戰爭威脅來臨之際一旦被激發出來，就會極大地振奮人心士氣，就會產生巨大的精神能量，起到發動群眾，組織民眾，激勵官兵，震懾敵人以及瓦解敵人的實質性作用。這就是國民意識，那現在具體回答下甲午戰爭時期中日兩個國家的國民意識。

甲午戰爭時起經過幾十年的國內改革近代國民意識已經初步形成，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就開始討論“國民”問題，積極提倡“國民政治”，要求“對外實現國民獨立，對內實現國民統一”。1879年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學家植木枝盛在他的著作《民權自由論》中說：“日本的農民們，日本的商人們，日本的工匠們，其他士族們，醫生，船伕，腳伕，獵人，小販，部落居民們，大家聯合起來！”當日本準備發動甲午戰爭時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和議會之間迅速消除政治對立，在戰爭問題上密切積極合作，在思想家福澤諭吉的倡導下許多日本計程車族富豪紛紛表示“不參軍也要盡到國民應盡的責任”，紛紛捐獻鉅額財富支援戰爭，日本民眾也在“伸張國權”思想的鼓動下，積極主動參軍，實現了國民輿論的一致。

1894年到1895年日本66家報社向中朝戰場派出了114名戰地記者，11名畫工，4名攝影師進行戰地報道，他們主要的作用就是煽動日本民眾和軍人對中國和華人的敵意和仇恨，以完成戰爭動員，鞏固戰爭意志，增強日本的戰爭凝聚力，1893年日本陸軍有七個師團七萬多人，甲午戰爭時起日本很快進行了戰爭動員陸軍人數迅速增長到24萬人，後勤人員15萬，其中派到中朝戰場的人數為17萬人，正是日本國民意識的形成使日本在戰爭中做到了“舉全體之力”“日本全國之力”“整個國家之力”。

而清政府並沒有進行過國民意識的啟蒙工作，洋務運動時期就有思想家提出“民志和，民氣強”的思想，但是清政府對國民的思想開化教育並不重視，士紳官民的思想狀態一直停留於傳統的社會狀態，對國家並沒有認同感和忠誠感，華人把自己的忠誠給予了文化而不是國家。當中國面對列強侵略時沒有國家認同感和忠誠感的軍隊就成了清政府一個嚴重的短板，甲午戰爭爆發後在戰場上幾乎沒有中國記者的身影，國內僅有的幾家報館所報道的戰況也是從外華人那裡轉載的，就好像這場戰爭不是在中國打的一樣，現在我們看到的一些有關甲午戰爭的歷史老照片絕大一部分是日本戰地記者拍攝的。正是國民對國家意識的薄弱使大家對發生的反侵略戰爭漠不關心。使這場戰爭變成了李鴻章一個人和整個日本的戰爭。

謝謝悟空邀請，先說中國，1894年，以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更加腐敗，吏治敗壞，貪官汙吏盛行，軍隊戰鬥力低下。國民民不聊生，整個清政府像是一顆爛透了的白菜。1894年，正值太后老佛爺六十大壽，清政府挪用軍費三千萬兩白銀，專門用於給太后上壽，7月，中日甲午海戰爆發，到1895年，戰爭結束，北洋海軍全軍覆沒，不得不與日本簽訂屈辱的《馬關條約》。

自19世紀60年代起，清政府中一些有識之士，開展了一些列的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運動，稱為“洋務運動”，洋務運動，開闊了人們的眼界，引進了西方一些先進的文化和技術，國民富國強兵意識增強，到1894年，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等維新代表上書光緒皇帝，要求變法，改變中國目前落後的局面，雖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鎮壓下去，但百日維新，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政治變革，啟蒙了人們的思想。此後發生的義和團運動，打擊了清政府的統治，加速了其滅亡。

再說日本，同樣自19世紀60年代起，日本明治天皇，釋出改革綱領，頒佈改革措施，大興教育，改革軍事，改革司法制度，興修鐵路，經過20多年的發展，日本國力逐漸增強，廢除了近代與西方國家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日本社會文明開化程度大大提高，一些知識分子，比如伊藤博文等廣泛宣傳引進西方很多先進的文化思想，“文明開化”的風潮逐漸形成，對於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日本由此迅速成為亞洲強國，開始了侵略擴張之路。

中日兩國的甲午戰爭，實際上是兩個國家軍事力量，經濟力量和意識形態的交戰，由代表文明，科技，先進思想的日本對陣愚昧，落後，封閉意識的滿清政府，清政府的失敗是意料中事，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后，更是國家和民族的罪人，欠全華人民一個懺悔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