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的，一部優秀的電影就是要引起觀眾的共鳴，才能被稱為經典，多年以後一直延續下去。為什麼會引起我們的共鳴，因為就像現在流行一個話，選擇大於努力，我們的人生本來就是個選擇題，不同的選擇人生會有很大的不同，當時怎麼不知道？是因為我們在局中，看不透。等我們老了，看一步優秀作品就會發現，裡邊的人物很像以前的自己，只是選擇不同，人生軌跡不同，引發我們的共鳴，讓我們不知不覺的傷感，。這就是這幾年，青春劇很火，因為中國又到了80後，幾億人老的年紀。

大腦有一種奇妙的狀態叫“既視感”，直觀一點，又叫先視感或幻覺記憶。我年輕的時候經常有，明明第一次到某個場景，見某個人，經歷某件事，卻感覺似曾相識，在記憶裡有儲存，一瞬間的感覺非常奇妙。其實只是過去的想象裡甚至夢境裡出現過類似的畫面。隨著年齡增長，涉獵減少，想象力趨於貧乏，類似經驗越來越少。

我們經常聽到一句話——藝術源於生活但高於生活。電影作為一種視聽結合的藝術形式，要吸引觀眾走入影院，必定在故事性上會更加生動、傳奇、誇張，甚至脫離現實。

這裡姑且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純商業運作，虛構的故事，比如這一領域盛行的科幻、動作等型別片，上天入地無所不能，想象力有多大格局就有多大，視聽呈現上就有多天馬行空。觀者大體不會有很強的經歷感。否則，創作就是失敗的。

一種是基於文學作品改編的貼近於現實生活的作品，多見於劇情電影。好的文學作品成為一劇之本的優渥土壤，尤其是年代感、事件感強烈的一類創作，對於同一文化體系下成長起來的人，會容易產生共鳴和認同，觀者會有“當時就是這個樣子”的體驗，但不會很具體。經歷感視個人的親身程度和體驗能力而有所不同。

一種是取材自真實事件的作品，這類電影往往更容易吸引人，但既然被選出並改編，就一定不是生活中所常見，觀者的經歷感也就不會很強。

雖然當下的世界影壇，某一領域的純型別片已不常見，一部電影裡的元素愈發多元，但其創作的根基，無外乎上述幾種情況。由此可為問題依據。

再舉一個例子，很長時間以來，監獄電影、黑幫電影、末世電影都格外受到青睞，受眾甚多，其實正是由於故事中所述情況真實存在或可能發生，但距離我們多數人的生活很遙遠的原因。人們好奇並沉浸於這種血脈賁張的感覺。這成為觀眾經歷與電影本身受歡迎程度反比規律的一種佐證。

即便是某一歷史背景下某位觀眾親身經歷過的情況，觀者也不一定會全盤買單，因為每個人對同一件事的體驗會因文化背景、當時處境的不同，而有很大差異。

初中時候，調來一位特級語文教師，很巧的是，他曾經是我母親的老師。每次上課，兩種感覺，一是水平很高，懶得照本宣科，所講內容最多隻能理解一半；一是懶得跟我們交流，就好像讓易中天給小朋友上語文課的感覺。等我有了足夠的認知，確實如母親所說，水平很高，只是好刀用來切豆腐了。

姜文的《Sunny燦爛的日子》公映那年，我和幾個同學曠晚自習蹲在影院的過道里看完整部影片。我們自然不會有經歷感，同樣喜歡曠課，有共鳴還差不多。我自己的體驗就是非常喜歡，心目中，可以跟《芙蓉鎮》放在一個量級。

害怕被老師抓住，電影沒完，我們提前出了影院，卻剛好在影院外看到了獨自一人、抱著胳膊的特級教師。見躲不過，我就叫了一聲“徐老師”。只感覺他一臉氣氛，然後跟我說:“拍得什麼東西，脫離現實，那個年代是那樣的嗎？”

現在的語文老師單在文化水平上恐怕無法跟過去的相比，就像你在民國時上了個小學，學的全是文化，你兒子身處當下，學的全是系統和常識一樣，不同年代，適應發展需要，無可厚非。

好多年過去，我都會經常回憶起徐老師當時的話，一段時間，甚至因為他的話而對《Sunny燦爛的日子》的真實性產生過懷疑。這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電影與經歷的第二個問題。徐老師作為一名知識份子，在那個特殊年代，經歷坎坷恐怕是必須的情況，他怎麼會認同一群孩子在那個年代裡的“瞎玩兒瞎鬧”。姜文的電影根基在王朔的《動物兇猛》，部隊大院長大的孩子，在那個年代裡沒有受到很大的波折和影響，整天曠課，想盡各種辦法在相對優越的成長環境下消耗多餘精力，也未嘗不真實。在這一刻，身處偌大中國，經歷同一事件和歷史背景，感受大相徑庭，得不到徐老師的認同，也就不難理解。

很多年過去，這些成長中的細節仍在腦海中神出鬼沒。

因此，咱們不絕對地說，電影中主角的經歷，就像自己也經歷過一樣，不會成為很普遍的情況。當然，要區分經歷與共鳴的區別。

我並不會這樣，畢竟和小說不同，缺少第一人稱的代入感。

電影本身就給具體的人物形象，不想小說可以幻想。這種固化的形象讓人很難投入相信自己就是主角。當然觀影后可以意淫一下自己如果是主角會怎樣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