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與詩學有關的美學概念。它從總體上集中代表了中華民族對於宇宙人生審美境界的最高追求。西周末年，史伯最早提出了“和實生物”的審美命題，語見《國語·鄭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又云：“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和樂如一，……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
“和”是自然社會不同事物的矛盾統一。其中所稱“樂”和，因為先秦時代詩、樂、舞三者合一，常以“樂”表示藝術總稱，因而其論“和樂”，即通於文藝美學。在中國古代美學發展史上，“和”具有豐富的審美內蘊，要義有以下幾方面：
一、“和”是宇宙自然、社會人生髮生的規律，存在的常態，功能的佳境。如前引史伯“和實生物”、即為“和”的最高審美義蘊提出了哲學依據。其中“和五味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物錯雜以成“文”等論點，對“和”發展為審美範疇影響尤大。而道家（老子》四十二章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更從宇宙本體論、生化論層面，闡釋了“和”是陰陽二氣矛盾統一，是生成萬物的內在依據或存在狀態。而《莊子·天道》篇稱“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和、人和，即是順應自然，而不要人為地干擾，甚至破壞自然，這是萬物之美所以產生的哲學根據。
二、“和’，是創作主體的生理機能、行為態度以及精神境界的最佳狀態和理想規範。如《國語·周語下》雲：“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劉姆《文心雕龍》則將“和”的理論（藝術論）直接引人文學創作，《養氣）篇雲：“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舍，勿使雍滯。”創作之時，詩人的身心調暢清和，是保證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如果是“銷釺精膽，迫促和氣”，必然導致創作的失敗這說明審美主體的生理及心理和諧，是其審美創造能力正常發揮乃至超常發揮的內在基礎。
三、“和”是作品創造的雅正和平、含蘊深厚的藝術境界，這一審美特徵備受傳統詩論家的推崇。孔子說：“《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悄））孔安國注：“樂不至淫，哀不全傷，言其和也”就在春秋時期，孔子已為詩歌之“和”定下基調，認為“和”是詩的最高境界。但孔了同時又強調“詩··…可以怨”（《論語·陽貨》）。可見其“和”的藝術高境，即包含了社會人生的矛盾統一的內容，並沒有完全否定詩歌文學揭露黑暗、諷刺時政的現實性。而發展到漢儒的“溫柔敦厚”的詩教，主張“發乎情，止乎禮義”，則其所謂“和”，強調同，而淡化矛盾，削弱了文學對現實的批判作用。
這一觀點，為明清儒家正統詩論所發揮，於是出現了追求溫厚和平、含蓄委婉為審美極致的理論傾向。其特點是把思想規範與審美追求合二為一，如清沈德潛等即是。而張謙宜則反之，其《繭齋詩談》卷一雲：“人多謂詩貴和平，只要不傷觸人。其實（三百篇）中有罵人極狠者，如‘胡不遺死’，…蓋罵其所當罵，如敲樸加諸盜賊，正是人情中節處，故謂之和。”
四、“和”是藝術辯證法的適宜度量和最佳境界。如《左傳·昭公二十年）雲：“聲亦如味，·…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人、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詩歌作品的藝術形式也應追求“和”。如（文心雕龍·聲律）雲：“是以聲畫妍蛋，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
五、“和”作為中國古代雜文學觀念中的一個基本範疇，其義蘊中還包括了文學作品調節社會矛盾、改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調節平衡身心健康的作用。如《荀子·樂論）所稱君臣上下一同聽樂而“莫不和敬”，強調“樂者審一以定和”。《禮記·樂記》又據此加以發揮。但是漢以後的文論家，又多有強調“和”的審美功能而要求超越功利，其旨趣之異，不難分辨。
【和】與詩學有關的美學概念。它從總體上集中代表了中華民族對於宇宙人生審美境界的最高追求。西周末年，史伯最早提出了“和實生物”的審美命題，語見《國語·鄭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又云：“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和樂如一，……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
“和”是自然社會不同事物的矛盾統一。其中所稱“樂”和，因為先秦時代詩、樂、舞三者合一，常以“樂”表示藝術總稱，因而其論“和樂”，即通於文藝美學。在中國古代美學發展史上，“和”具有豐富的審美內蘊，要義有以下幾方面：
一、“和”是宇宙自然、社會人生髮生的規律，存在的常態，功能的佳境。如前引史伯“和實生物”、即為“和”的最高審美義蘊提出了哲學依據。其中“和五味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物錯雜以成“文”等論點，對“和”發展為審美範疇影響尤大。而道家（老子》四十二章又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更從宇宙本體論、生化論層面，闡釋了“和”是陰陽二氣矛盾統一，是生成萬物的內在依據或存在狀態。而《莊子·天道》篇稱“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天和、人和，即是順應自然，而不要人為地干擾，甚至破壞自然，這是萬物之美所以產生的哲學根據。
二、“和’，是創作主體的生理機能、行為態度以及精神境界的最佳狀態和理想規範。如《國語·周語下》雲：“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劉姆《文心雕龍》則將“和”的理論（藝術論）直接引人文學創作，《養氣）篇雲：“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舍，勿使雍滯。”創作之時，詩人的身心調暢清和，是保證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如果是“銷釺精膽，迫促和氣”，必然導致創作的失敗這說明審美主體的生理及心理和諧，是其審美創造能力正常發揮乃至超常發揮的內在基礎。
三、“和”是作品創造的雅正和平、含蘊深厚的藝術境界，這一審美特徵備受傳統詩論家的推崇。孔子說：“《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論語·八悄））孔安國注：“樂不至淫，哀不全傷，言其和也”就在春秋時期，孔子已為詩歌之“和”定下基調，認為“和”是詩的最高境界。但孔了同時又強調“詩··…可以怨”（《論語·陽貨》）。可見其“和”的藝術高境，即包含了社會人生的矛盾統一的內容，並沒有完全否定詩歌文學揭露黑暗、諷刺時政的現實性。而發展到漢儒的“溫柔敦厚”的詩教，主張“發乎情，止乎禮義”，則其所謂“和”，強調同，而淡化矛盾，削弱了文學對現實的批判作用。
這一觀點，為明清儒家正統詩論所發揮，於是出現了追求溫厚和平、含蓄委婉為審美極致的理論傾向。其特點是把思想規範與審美追求合二為一，如清沈德潛等即是。而張謙宜則反之，其《繭齋詩談》卷一雲：“人多謂詩貴和平，只要不傷觸人。其實（三百篇）中有罵人極狠者，如‘胡不遺死’，…蓋罵其所當罵，如敲樸加諸盜賊，正是人情中節處，故謂之和。”
四、“和”是藝術辯證法的適宜度量和最佳境界。如《左傳·昭公二十年）雲：“聲亦如味，·…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人、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詩歌作品的藝術形式也應追求“和”。如（文心雕龍·聲律）雲：“是以聲畫妍蛋，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
五、“和”作為中國古代雜文學觀念中的一個基本範疇，其義蘊中還包括了文學作品調節社會矛盾、改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調節平衡身心健康的作用。如《荀子·樂論）所稱君臣上下一同聽樂而“莫不和敬”，強調“樂者審一以定和”。《禮記·樂記》又據此加以發揮。但是漢以後的文論家，又多有強調“和”的審美功能而要求超越功利，其旨趣之異，不難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