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剛出道時受咸豐皇帝和當時權臣肅順的賞識，團練辦的不錯，但他恪守中庸之道，君子群而不黨，為官做人都比較謹慎，和肅順沒有私人交往，對慈禧很客氣，誰主政就聽誰的，故慈禧掌權後一方面需要曾國藩的湘軍對抗太平軍，另一方面也是沒有發現曾國藩是肅順一黨的證據，繼續倚重曾國藩和湘軍。曾本人深受忠君愛國思想薰陶，再加上湘軍暮氣已生，朝廷早早戒備，在剿滅長毛後，為避免朝廷猜忌主動裁撤湘軍，專注政務。

咸豐十一年七月下旬，曾國藩接到清廷兵部諮文——“咸豐皇帝已於七月十六日晏駕熱河行宮，皇長子載淳即位為新主。大行皇帝臨終前託孤於八位顧命大臣，他們是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六額駙景壽、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奉上諭，各省將軍、督、撫、都統概遵成例，不要來熱河叩謁梓棺。”

剛被實授兩江總督一年左右（咸豐剛消除對他的猜忌），咸豐就死了，對曾國藩而言，這是個十足的壞訊息。

怎麼個壞法呢？

此時的曾國藩已是官場老手，他能嗅出動盪朝局下隱藏的種種危機，有些危機一旦爆發，對他在官場的走勢可能極為不利。

咸豐留下的顧命大臣名義上是八位，實際上一切實權都握在排位第四的肅順手裡。

看待肅順，曾國藩的心理很矛盾，一方面，他對肅順充滿了敬佩、感激之情，若沒有肅順的大力舉薦，他很難坐上兩江總督的大位；但另一方面，曾國藩又不看好肅順的專權跋扈，十分擔心肅順會因剛愎自用、不得人心而垮臺，從而連累到自己。

在當時，曾國藩的擔憂是有道理的，表面上看，新主年幼，肅順很容易掌控朝局，但因為小皇帝身邊有兩個不容忽視的人，朝局最終將走向何處，很難一眼看清。

這兩個不容忽視的人，一個是在是皇親權貴中很有號召力且具有治國大才的恭親王奕訢，另一個就是當時的懿貴妃，後來的慈禧。

對恭親王奕訢，曾國藩是有所瞭解的，但對懿貴妃，曾國藩卻不甚瞭解。

曾國藩在京城做官時，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尚只是一個名位不高的貴人，莫說外臣，就是宮中也不會把她當成重要人物看待。之後曾國藩便回鄉辦團練，與太平天國廝殺，與咸豐周旋了，對隱沒深宮的這個女人更無從瞭解。

但基於對政治的敏感，加之湘系漢臣已經結成了一個整體，不乏探知宮中內幕的渠道，因此懿貴妃就在這個時候浮出了水面，引起了曾國藩等人的重視。

初識懿貴妃，曾國藩等人有這樣的評價：這個女人不僅絕頂機警，而且貪權異常，身上有武則天的影子。

曾國藩等人評價的依據來自於一個深宮內幕，咸豐去世前一年，由熱河發回的奏摺硃批，均是由懿貴妃代批的。

如此貪權，這個女人豈能任由肅順等人來擺佈？

隨後發生的辛酉政變印證了曾國藩等人的預感，這個女人聯合慈安、恭親王以極其迅捷、極其高明的手段，一舉擊碎了所謂的顧命八大臣，成功上位。

兩宮垂簾，恭親王議政，朝局剛走向這裡的時候，曾國藩等人的內心十分忐忑不安。他們擔心一個問題，名義上他們這批漢臣都是肅順提拔起來的，如果慈禧政變後要搞清算，他們極有可能被認定為肅黨成員，遭到株連。

但慈禧隨後的做法，讓曾國藩等人刮目相看。

辛酉政變成功後，慈禧只殺了三個人，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賜自盡，肅順斬首，其他肅黨成員，慈禧只用發配、充軍、革職的方式處置了十六個人。至於曾國藩這一批肅順提拔起來的漢臣，一概既往不咎，繼續重用。

一場政變，只殺三個，處理十六個，毫無株連，古今中外這都是極為罕見的。

正因為如此，再看慈禧，曾國藩就有些敬畏了，覺得這個女人不僅不簡單，而且很有些“英明帝王”的風範、權術。

而這也是曾國藩攻滅太平天國後，主動自裁湘軍，一心自保的重要因素，慈禧不好忽悠，也不容忽悠，同時帝王的一切忌諱，她都有。

有意思的是曾國藩離京十七年後，重回京城，第一次見到慈禧的時候，他對這個女人又有了新的評價。

君臣間進行了一場著名而簡短的對話，對話結束，曾國藩對這個一直敬畏的皇太后十分失望。他說，慈禧只關心三件事：江南撤勇、湘軍將領的安置以及直隸練兵，而對他認為十分重要的長久大計，例如江南的吏治鹽政、百姓生活、人才保舉以及捻亂平定後皖、豫、魯省的休養生息、機器局的建設、如何抵禦洋人等等，幾乎無一句涉及。

曾國藩感慨自問，太后雖未問及鬼神，但也不問及蒼生。國家掌握在這樣的太后、皇上手中，能指望它四海安夷、國運隆盛嗎？

最終，曾國藩暗自搖了搖頭。

可以說，曾國藩對慈禧三個階段的三種評價，鮮明地影射出了慈禧在晚清歷史中劃出的軌跡，典型的自私貪權者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