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從弘治至隆慶（1488—1572）年間，詩文作為主要的文學形式，呈現一種穩定推進並趨向複雜的態勢，出現一些影響較大的文學流派，互相間有融合，亦有衝突。貫穿於文學發展程序的主線，是在反對程朱理學、要求維護正常的人性、追求新的精神支點的社會思潮的推動下，文學逐漸擺脫官方政治的束縛，重新走上正常的發展軌道。
明代前期的文學，無論宋、王的“文道合一”論還是“臺閣體”，都以程朱理學作為思想基礎。明中期文學的進步，首先是對此進行有力反撥，以要求文學的獨立性。祝允明指斥宋濂的《文原》“腐頰爛吻，觸目可憎”（《祝子罪知錄》），態度十分鮮明。針對前期文學以宋人為典範的立場，中期作家在反對宋代理學的同時，亦對宋代文學提出強烈的否定。所謂“詩死於宋”（祝允明（《祝子罪知錄》），“宋無詩”（李夢陽《缶音序》），“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李夢陽《論學》），這些帶有偏激的言論，都是由特定的時代心態所決定的。他們提倡“復古”、標榜“古文辭”的理論，首先也要放在這一前提下來看待。
“古文辭”又是與科舉“時文”相對立的概念。如文徵明在《上守溪先生書》中，清楚地表示了他不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習”，鄙視藉以獵取功名利祿的科場之文，而“時時竊為古文詞”，“欲追古人及之”，縱使被世人譏笑為“迂”為“狂”，也“排群議為之不顧”。顯然，提倡“古文辭”意味著透過接續古代文學傳統的軌道，尋回被僵死的八股文章所破壞了的生活情趣和豐富的精神活動。
既否定文學是“載道”或“政教”的工具，那麼就必須對文學的性質重新作出界說；而把文學作為人的內在需求，便成為明中期許多作家的出發點。李夢陽《詩集自序》中說：
“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謂之風也。”他在這裡強調詩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祝允明在《祝子罪知錄》中也說：“文也者，非外身以為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宣齒頰而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言即文也。”立足點也與前者相似。當然，文學畢竟是一種藝術創造活動，純自然不假修飾的語言並不能夠直接成為“文學”，這一點祝、李他們不是不知道。他們這樣強調，意義在於反對把來之於“道”的約束強加於文學。
所謂“文即言，言即文”，和朱熹或宋濂所謂“文即道，道即文”，構成直接的對立。
要求文學表達自然之情，也即反對文學中的虛偽現象。李夢陽的《空同子·論學》中一段文字，把載道之文顯得醜惡的原因揭露得非常透徹：“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由於為文出於“合道”的目的，作品中就看不到真實的人格，因而不成其為“文”。
綜上所述，明中期的文學復古運動的現實出發點是十分明確的。即使“復古”的口號本身反映著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守舊心理，包含了嚴重的弊病，它在當時所要達到的目的，卻是為了擺脫程朱理學
約從弘治至隆慶（1488—1572）年間，詩文作為主要的文學形式，呈現一種穩定推進並趨向複雜的態勢，出現一些影響較大的文學流派，互相間有融合，亦有衝突。貫穿於文學發展程序的主線，是在反對程朱理學、要求維護正常的人性、追求新的精神支點的社會思潮的推動下，文學逐漸擺脫官方政治的束縛，重新走上正常的發展軌道。
明代前期的文學，無論宋、王的“文道合一”論還是“臺閣體”，都以程朱理學作為思想基礎。明中期文學的進步，首先是對此進行有力反撥，以要求文學的獨立性。祝允明指斥宋濂的《文原》“腐頰爛吻，觸目可憎”（《祝子罪知錄》），態度十分鮮明。針對前期文學以宋人為典範的立場，中期作家在反對宋代理學的同時，亦對宋代文學提出強烈的否定。所謂“詩死於宋”（祝允明（《祝子罪知錄》），“宋無詩”（李夢陽《缶音序》），“宋儒興而古之文廢”（李夢陽《論學》），這些帶有偏激的言論，都是由特定的時代心態所決定的。他們提倡“復古”、標榜“古文辭”的理論，首先也要放在這一前提下來看待。
“古文辭”又是與科舉“時文”相對立的概念。如文徵明在《上守溪先生書》中，清楚地表示了他不願“日惟章句是循，程式之文是習”，鄙視藉以獵取功名利祿的科場之文，而“時時竊為古文詞”，“欲追古人及之”，縱使被世人譏笑為“迂”為“狂”，也“排群議為之不顧”。顯然，提倡“古文辭”意味著透過接續古代文學傳統的軌道，尋回被僵死的八股文章所破壞了的生活情趣和豐富的精神活動。
既否定文學是“載道”或“政教”的工具，那麼就必須對文學的性質重新作出界說；而把文學作為人的內在需求，便成為明中期許多作家的出發點。李夢陽《詩集自序》中說：
“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謂之風也。”他在這裡強調詩是情感的自然流露。祝允明在《祝子罪知錄》中也說：“文也者，非外身以為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宣齒頰而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言即文也。”立足點也與前者相似。當然，文學畢竟是一種藝術創造活動，純自然不假修飾的語言並不能夠直接成為“文學”，這一點祝、李他們不是不知道。他們這樣強調，意義在於反對把來之於“道”的約束強加於文學。
所謂“文即言，言即文”，和朱熹或宋濂所謂“文即道，道即文”，構成直接的對立。
要求文學表達自然之情，也即反對文學中的虛偽現象。李夢陽的《空同子·論學》中一段文字，把載道之文顯得醜惡的原因揭露得非常透徹：“而今之文，文其人無美惡皆欲合道，傳志其甚矣。是故考實則無人，抽華則無文。”由於為文出於“合道”的目的，作品中就看不到真實的人格，因而不成其為“文”。
綜上所述，明中期的文學復古運動的現實出發點是十分明確的。即使“復古”的口號本身反映著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守舊心理，包含了嚴重的弊病，它在當時所要達到的目的，卻是為了擺脫程朱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