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小說數量不多，但質量很高。它思想的深刻，技巧的精練，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魯迅的小說所以成為現代文學的基石，就在於它充分地反映人民革命的要求，反映農民在接受無產階級領導以前的痛苦和期待，而在藝術上則勇於吸收外來的影響而又葆有鮮明的民族風格。郭沫若等早期作家，雖然接受外來的影響十分明顯，但他們對於古典文學的修養，對於民族的生活、心理、語言的熟悉，也賦予他們的作品以一定的民族特色。不過，就“五四”時期及此後幾年間新文學的整體來看，民族化、群眾化的問題尚未被充分地認識，不少人使用的還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①。他們過多地否定民族的文學傳統，無批判地接受外來的事物，有些人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錯誤主張。又由於當時的作家主要屬於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大多數人跟工農群眾在生活和思想上都有很大的距離，不能夠也不善於描寫他們。這些作家雖然也批判舊社會、舊禮教，但多從知識青年的切身要求出發，未能從工農群眾的角度來提出問題；或者雖然描寫了下層人民，但也只限於人道主義的同情，缺乏對人民的精神面貌作真切、有力的反映。這一切都影響到作品的生活內容、表現手法、語言形式等，缺乏為群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氣派。所以，創作的民族化和群眾化，就不能不成為新文學進一步發展中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