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些士大夫所面臨的統治者不一樣，明朝的皇帝在土木堡之變以後就漸漸被士大夫們所操控，試圖打破這種操控的都死的不明不白，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與天啟皇帝朱由校。而清朝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再加上文字獄用血淋淋的事實告訴士大夫們你們得聽話，然後士大夫們就真的聽話了。所以雍正皇帝做到了史無前例計程車紳一體當差納糧，若非雍正這個敗家皇帝，清朝的國運還會更加綿長。

我的理解為：把“氣節”這兩個字寫來形容明末的這一群文人士大夫，感覺就是對這兩個字的一種侮辱。將就氣節屬於明初那些士大夫。明初，確實不少那種將就氣節、硬骨頭的文人，他們把氣節看的比生命重要，把名聲看得比一起都重要，小編敬佩他們。但是，隨著明朝的發展，後來的這幫文管士大夫們價值觀慢慢開始崩塌，當面一套背面一套，一天到晚把仁義道德江山社稷掛在嘴邊，而做的確實那些自私自利，撈油水的事情，慢慢的，當這種風氣傳播開來，後果是恐怖的，滿朝文人士大夫，真正做事的一個沒有，確實結黨營私的，全是為自己為自己小集體利益考慮到人。還有可怕的逆向淘汰制度，到了崇禎一朝，首先，有一些做事的，被魏忠賢幹掉了；幹掉就幹掉吧，總還有忠臣文人嘛，崇禎一上臺，把魏忠賢及其餘黨也幹掉了，波及十餘萬官員，我們想想，這兩波幹掉以後，明朝那些真正有能力做事，有氣節的人還剩下幾個？這十餘萬個官位空缺怎麼填補？還不是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用的還不是一些給了好處自己集體裡面的雞鳴狗盜之徒，想想，這樣一群人和地痞流氓有什麼區別，有什麼道德可言？更別說明初那種士大夫氣節了。這樣的朝廷，就只剩下一件事了：打擊異己。他們就從來沒考慮過國家社稷安危，當然，他們骨子裡有沒有國家這個概念都很難說。所以，這樣，你再看崇禎一朝的歷史，哪一個做事的人不是迎著一片文人的罵聲上的，盧象升，孫傳庭，洪承疇，哪一個不是迎著罵聲苦苦支撐大明，最後含恨、絕望、死亡？這樣的文人士大夫不做事，就互相掐架，不做事還不允許別人做事，怎麼可能不加速明亡。難怪崇禎臨死前要說“諸臣誤我”“滿朝文官皆可殺”等話的。明末居然讓這樣一群雞鳴狗盜之輩登上歷史舞臺，還冠個文人士大夫的頭銜，從洪武大帝到崇禎皇帝，真是可悲可嘆啊。

明以前，中國計程車大夫階層，地位還是很高的，尤其是到了宋朝，那是文人士大夫階層的黃金時代，國家重文輕武的大政方針，讓文人和士大夫階層迎來了最幸福的時光，宋朝也深得文人和士大夫階層的心，所以有後來軍民士大夫崖山集體殉國的慷慨壯舉。

但文人和士大夫階層的地位在明朝下降，那種士大夫與君王共治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宋時，士大夫不用跪，官員與皇帝是老闆同員工的關係，但到了明朝，士大夫就得下跪了，士大夫階層與皇帝就是主子與下人的關係了，這也是中央集權加強的體現。尤其是，太祖朱元璋歷來對士大夫階層就沒有好感，說殺就殺，當時有個說法，大臣們上朝前，得跟家人道別，說不定一去就回不來了，太祖的鐵腕，直接斬斷了士大夫階層的脊樑，而成祖朱棣，更是透過篡位，把忠於建文帝計程車大夫階層顱骨都敲碎了，尤其是對方孝儒的誅十族，影響相當惡劣。

明朝開始的特色廷杖制度，堪稱是對士大夫階層極大的羞辱。除了老朱和朱棣，後面的皇帝廷杖用得是相當趁手，正德十四年明武宗廷杖諫止南巡的群臣146，仗斃15人；另一件事是嘉靖三年，明世宗廷杖諫爭大禮的大臣134人，仗斃16人。明以前的漢人王朝，勸諫君王，基本沒有生命危險，但是到了明朝，就有得經常拿著性命死諫了。

明朝士大夫階層地位的下降，自然引發了士大夫階層與皇權的重重矛盾，君王與士大夫階層就一直不對付，尿不到一個壺裡。前期老朱和朱棣英明神武，還鎮得住，到了後期，皇帝是一個比一個不像祖宗。皇帝與大臣們一直鬥法，不可開交，你看後面君王捧出來的什麼嚴嵩和魏忠賢之流，其實就是皇帝的直接代言人和打手、放出來的，專門衝士大夫階層和文官集團去的。長期的君臣鬥法，早就已經讓皇帝與士大夫階層離心離德。士大夫階層的信條和信仰，在鬥爭中被磨滅，什麼忠君愛國，早已棄之如敝屐，君不愛我，我為何愛他。而皇帝呢，也在你來我往的鬥法中對士大夫階層失去了信任，這一點我們，我們可以從崇禎對大臣的態度可以得到很多驗證。尤其是崇禎的行事風格，更加劇了士大夫階層與皇權的矛盾。

所以我們看到了，一個君臣離心的大明，在大廈將傾得時刻，很多士大夫階層或冷漠，或自私，或叛國，那種崖山殉國的慷慨再也沒有出現。

士大夫階層脊樑的毀滅，不是因為崖山，而是因為明朝對士大夫階層的態度決定的。他墮落，是身處的政治土壤使然！

其實很大的原因就是價值觀崩潰，好比。。。。。，從嘉靖年間起，明朝商品經濟就高速發展，不過朝堂上的這種傳統信仰，已經被沖刷的七零八落，當時社會風氣也是大變，明代早期的時候，清官辭官回家，鄉鄰們都引以為榮。不過到了嘉靖年間之後，官員回鄉之後是被街坊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