槓精是存在主義哲學範疇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一種缺乏存在感的體現。由於智識或者後天環境因素，一個人無法找到生存的意義（比如進取、愛、包容等），而他們在世俗生活中又不得不生活下去，為此他們不由自主地開啟了極端的入世方式。 但是，這種入世方式讓大部分人生厭。因為大部分人所過的生活都是世俗生活，世俗的本質就是消除差異，實現平均。它要求我們不要特立獨行，即使有點個性，也要在當地文化和習俗範圍內，這一理念成為社會生活的預設規則，少有人去激烈地違反他，那些聰慧的大腦要麼隱居，逃離塵世，要麼自殺，尋找存在本質。 加繆說，人生不過是一場荒誕和虛無，我們要想徹底擺脫這種荒誕和虛無，唯有透過兩種死亡來實現：哲學死亡和肉體死亡。而有些人選擇肉體死亡，而槓精不自覺地選擇了哲學死亡。 我們大部分人選擇的生活是取其平衡，一邊享受著人類製造的意義假象來讓慾望舒展開來，又一邊透過泛泛思考以讓靈魂去追求詩和遠方，以此來安慰自我。我們不敢去思考探究太多，因為後面的終極關懷我們不可知，我們怕到最後我們面臨的是一場“西西弗神話”的荒誕和虛無。 但，可悲的是，我們大部分不能理解槓精群體的可悲，我們不懂得以愛和包容來化解槓精群體的存在缺失，我們不懂得以沉默、詩歌和藝術這類符合來代替語言的匱乏，以此來讓槓精慢慢觸及到真我，這樣他們也許會慢慢轉化為新的世俗人們；相反地，我們害怕槓精們把我們帶入一種深淵，我們太微弱了以至於沒有能力幫助槓精，而槓精的無邏輯其實在某種情況下我們真的難以推翻，他們那種失去社會預設規則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給了他們更多認識的自由和邊界，他們說出和看到了一些我們不願觸及的東西，而這些東西細細一想也許確實是個“問題”，但仔細一剖，原來是個古老的哲學問題。Sunny之下並無新鮮事，但是對於歷史與哲學，我們大部分知之甚少，而對於個人自尊與現實表象，我們卻以各類方式拼命維護，我們太不誠實了，寧願以“槓精”來冠在這群可憐的人頭上，這樣我們就可以結束那些“沒有意義“的話題，而這個沒有意義其實就是生活本身啊，但我們都不願承認。因為一旦我們承認了這一點而無法重新立一個新的起點的話，我們都會成為無家可歸的孩子。 如今，面對槓精，我們大部分人一提到這個詞就生怕與自己掛上鉤，想著自己如何避免成為槓精，但鮮有人從更深的生命本身的層次去思考它，而是從利益利益與效用方面去理解它，這樣的話，我們的社會永遠不會好起來。我們一邊抱怨著社會的各類弊病，卻一邊推動著這些弊病的滋長和蔓延。我們是否知道那些天才也有可能是個槓精呢？這完全有可能啊，瘋子和天才都能掛鉤了，還有什麼不可能呢？正因為對於槓精我們沒有合理的認識和理解，所以我們無法做到寬容，而現代的心理學既然已經讓瘋子與天才都有了某種關聯，我們甚至可以懂得欣賞一個瘋子了，為什麼對於槓精不能給予理解與寬容呢？我想，只要是我們太微弱和侷限了，我們也太虛偽和自私了，這樣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我們都不願意承認，反而編造出各種理由來以玩笑和逃離的方式結束對槓精的“騷擾”，瘋子至少徹底傻了，但槓精卻揭露出了人性的隱藏弊病，我們被槓精赤裸裸地撕下了“潛規則”的面具，如何能不憤怒呢？ 你看，人生無處不荒謬啊。 要想避免成為槓精，沒有捷徑，唯有不斷理解生活本質，學習哲學，學會寬容和愛，認識到人的侷限性，要知道槓精是大部分人從年輕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 在柏拉圖看來，不應該給年輕人“尊貴的樂趣”，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提到年輕人為了人生的問題而爭辯，並不是想要得到真理，而是為了盲目追求勝利（槓精成分），他們透過爭論互相撕咬，而到了最後，真理都支離破碎地被踐踏在他們腳下。 所以，我一直認為，大學裡應當開展哲學課，大學四年應該用哲學史的內容來滿足自身，集中講述那些擁有偉大靈魂的人，將充滿人情味的智慧注入學生心理，而《理想國》就是非常不錯的授課教材，它讓學生們知道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其實由來已久，不必大驚小怪。然後趁著柏拉圖思想還殘留在學生腦海裡同時，讓他們接觸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盧克來修、愛比克泰德、阿奎納、奧卡姆、笛卡爾、斯賓諾莎、培根、霍布斯、康德、叔本華、孔德、斯賓塞、尼采、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 如果學生覺得晦澀，可以有一些偉大的作家把哲學融入進了戲劇、小說和詩歌中了，就可以讓學生們去欣賞這些，如歐里庇得斯、阿里斯多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等。 這樣，隨著年歲的增長和經驗的磨礪，他們人生中就會時常想起這些人，從而獲得更為清晰地見解，更為溫和的渴望和不那麼強烈的懷疑，或許我們就會發現，所有哲學都是摸索，根本就沒有真理，而所有信念都只是希望，我們慢慢就會放下執著了，而抬槓就沒有意義了，如果此時我們還能夠對人類的夢想有贊同之情，願意帶著愛心去理解人類令人苦惱的行事方式，那我們的心胸就會變得寬廣與深刻，並且學會了解和平與單純，更會做到寬容。
槓精是存在主義哲學範疇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一種缺乏存在感的體現。由於智識或者後天環境因素，一個人無法找到生存的意義（比如進取、愛、包容等），而他們在世俗生活中又不得不生活下去，為此他們不由自主地開啟了極端的入世方式。 但是，這種入世方式讓大部分人生厭。因為大部分人所過的生活都是世俗生活，世俗的本質就是消除差異，實現平均。它要求我們不要特立獨行，即使有點個性，也要在當地文化和習俗範圍內，這一理念成為社會生活的預設規則，少有人去激烈地違反他，那些聰慧的大腦要麼隱居，逃離塵世，要麼自殺，尋找存在本質。 加繆說，人生不過是一場荒誕和虛無，我們要想徹底擺脫這種荒誕和虛無，唯有透過兩種死亡來實現：哲學死亡和肉體死亡。而有些人選擇肉體死亡，而槓精不自覺地選擇了哲學死亡。 我們大部分人選擇的生活是取其平衡，一邊享受著人類製造的意義假象來讓慾望舒展開來，又一邊透過泛泛思考以讓靈魂去追求詩和遠方，以此來安慰自我。我們不敢去思考探究太多，因為後面的終極關懷我們不可知，我們怕到最後我們面臨的是一場“西西弗神話”的荒誕和虛無。 但，可悲的是，我們大部分不能理解槓精群體的可悲，我們不懂得以愛和包容來化解槓精群體的存在缺失，我們不懂得以沉默、詩歌和藝術這類符合來代替語言的匱乏，以此來讓槓精慢慢觸及到真我，這樣他們也許會慢慢轉化為新的世俗人們；相反地，我們害怕槓精們把我們帶入一種深淵，我們太微弱了以至於沒有能力幫助槓精，而槓精的無邏輯其實在某種情況下我們真的難以推翻，他們那種失去社會預設規則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給了他們更多認識的自由和邊界，他們說出和看到了一些我們不願觸及的東西，而這些東西細細一想也許確實是個“問題”，但仔細一剖，原來是個古老的哲學問題。Sunny之下並無新鮮事，但是對於歷史與哲學，我們大部分知之甚少，而對於個人自尊與現實表象，我們卻以各類方式拼命維護，我們太不誠實了，寧願以“槓精”來冠在這群可憐的人頭上，這樣我們就可以結束那些“沒有意義“的話題，而這個沒有意義其實就是生活本身啊，但我們都不願承認。因為一旦我們承認了這一點而無法重新立一個新的起點的話，我們都會成為無家可歸的孩子。 如今，面對槓精，我們大部分人一提到這個詞就生怕與自己掛上鉤，想著自己如何避免成為槓精，但鮮有人從更深的生命本身的層次去思考它，而是從利益利益與效用方面去理解它，這樣的話，我們的社會永遠不會好起來。我們一邊抱怨著社會的各類弊病，卻一邊推動著這些弊病的滋長和蔓延。我們是否知道那些天才也有可能是個槓精呢？這完全有可能啊，瘋子和天才都能掛鉤了，還有什麼不可能呢？正因為對於槓精我們沒有合理的認識和理解，所以我們無法做到寬容，而現代的心理學既然已經讓瘋子與天才都有了某種關聯，我們甚至可以懂得欣賞一個瘋子了，為什麼對於槓精不能給予理解與寬容呢？我想，只要是我們太微弱和侷限了，我們也太虛偽和自私了，這樣的一個明顯的事實我們都不願意承認，反而編造出各種理由來以玩笑和逃離的方式結束對槓精的“騷擾”，瘋子至少徹底傻了，但槓精卻揭露出了人性的隱藏弊病，我們被槓精赤裸裸地撕下了“潛規則”的面具，如何能不憤怒呢？ 你看，人生無處不荒謬啊。 要想避免成為槓精，沒有捷徑，唯有不斷理解生活本質，學習哲學，學會寬容和愛，認識到人的侷限性，要知道槓精是大部分人從年輕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 在柏拉圖看來，不應該給年輕人“尊貴的樂趣”，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提到年輕人為了人生的問題而爭辯，並不是想要得到真理，而是為了盲目追求勝利（槓精成分），他們透過爭論互相撕咬，而到了最後，真理都支離破碎地被踐踏在他們腳下。 所以，我一直認為，大學裡應當開展哲學課，大學四年應該用哲學史的內容來滿足自身，集中講述那些擁有偉大靈魂的人，將充滿人情味的智慧注入學生心理，而《理想國》就是非常不錯的授課教材，它讓學生們知道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其實由來已久，不必大驚小怪。然後趁著柏拉圖思想還殘留在學生腦海裡同時，讓他們接觸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盧克來修、愛比克泰德、阿奎納、奧卡姆、笛卡爾、斯賓諾莎、培根、霍布斯、康德、叔本華、孔德、斯賓塞、尼采、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 如果學生覺得晦澀，可以有一些偉大的作家把哲學融入進了戲劇、小說和詩歌中了，就可以讓學生們去欣賞這些，如歐里庇得斯、阿里斯多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等。 這樣，隨著年歲的增長和經驗的磨礪，他們人生中就會時常想起這些人，從而獲得更為清晰地見解，更為溫和的渴望和不那麼強烈的懷疑，或許我們就會發現，所有哲學都是摸索，根本就沒有真理，而所有信念都只是希望，我們慢慢就會放下執著了，而抬槓就沒有意義了，如果此時我們還能夠對人類的夢想有贊同之情，願意帶著愛心去理解人類令人苦惱的行事方式，那我們的心胸就會變得寬廣與深刻，並且學會了解和平與單純，更會做到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