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都洞察中國各種人，大人物小人物的人性，表達的方式不一樣！金庸以不教化為教化，曾老以教化為不教化，此兩者同出而異名，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兩人都是高人！

金庸先生與曾仕強先生同為我中華文化界的兩位泰斗級人物，他們的先後離世，是我中華文化界的一大損失。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至少影響了三代人，他的小說都有很鮮明的歷史背景，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唯妙唯俏，弘揚了以民族大義為中心的俠肝義膽和愛國情懷，激勵了無數青少年的愛國熱情；曾仕強先生的人生哲學理論融匯貫通了包括了儒、釋、道、法等大家思想，以及對古今中外歷史的深度解析，結合對現實生活的反覆考量與求索，加之對周易的深刻理解，使的他的演講深入人心，無數人因受他的啟蒙而節節進步。二位先生一路走好……

我們得承認兩位先生都在各自的領域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說是國學大師似乎還有些牽強。不能說人不在了就扣一定大帽子。

國學大師加引號，這是在質疑國學還是國學的魁首？ 　　

金庸武功出神入化，竟然懷疑金大俠，新派武俠小說的奠基人就那麼不堪？如果連山訣光有其形，那麼“獨孤九劍”是否入木三分？塑造刀光劍影的人性，其不凡的造詣成就了一個時代，引領了一個時代，難道非要獲取某個獎項才可以登頂？要知道獲獎的都沒有他的受歡迎呢！很彆扭將曾仕強扯上武功套路，他不會以見龍在田和飛龍在天的大招，揚善懲惡，但他會解釋見龍在田和飛龍在天的時機，不動聲色就能實現武俠不能達到的結果和境界。

金庸的武俠創作，俠義英雄，偏重江湖道義，在早期的作品當中，文風偏古，思想未盡放飛，比較狹窄。比如《書劍恩仇錄》和《俠客島》，屬於拘謹謹慎的文風。 　　

到了中期和後期，其作品除了俠義英雄情節之外，融入各種因素和情感，比如《天龍八部》中的“珍瓏棋局”堪稱經典，內心描寫得出臻入化，筆功了得。這本書最令人喜歡的應該非喬峰莫屬了，喬峰完成了他的英雄高度和形象，結果令人唏噓，可見其掌控走勢出神入化。還有另一本書文風一變，又是另一種風格。 　　 　

這本書是《鹿鼎記》，一個小混混的逆天換命的歷程，以一個不學無術的屌絲，憑藉逆天的運氣，與康熙大帝為友，娶公主為妻的不凡歷程，簡直囊括一個時代的意淫。

金庸可謂是一位把握住當代心理需求和膨脹的大師之一，他不但宣揚了中國武術，還無中生有創造了不少以假亂真的絕技，比如“降龍十八掌”，文學大師把飛龍在天，潛龍勿用等招數描寫得有模有樣，需知這些詞，都是易經乾卦的經典爻辭！ 　　 　

真正會玩飛龍在天的是曾仕強！

曾仕強的乾卦純陽九爻的階段不是很明朗，但什麼階段該潛龍勿用，什麼階段該飛龍在天，說得很有道理，以當代普通職員到經理的歷程運用乾卦加以論述，令人眼前一亮，屌絲逆襲與金庸的書有相似之處，不同的是一個腦洞大開；一個嘗試將普通工作 做人帶入易經，可易經到底是什麼呢？ 　　 　

曾仕強有一個精彩的比喻，他說咱們比較含蓄和模糊，也就是說，咱們不太愛說真話，這一點與外華人真的不同，因為模糊，所以人都想一探究竟，你認為他是什麼，他就是什麼，總能找出內在價值，這就是易經。而西方的科學一旦得到證明後，不但失去了興趣，根本就很難突破！ 　　 　

伏羲觀鳥獸創易，八卦明確天地山水火雷，說明當時的生存環境極其惡劣，伏羲易體系指導了人類認識自然和規避自然災害，以達到人類繁衍生息的目的。 　　 　

在周文王之前，有歸藏易和連山易推演，並有文字註釋，但已經失傳，其內容不得而知。可是姬昌推演易經在獄中，歷經7年而成，並沿用至今，歷經三千餘年，斗轉星移，世事變遷，易經的變，和世事的變，總是有出入的，畢竟一天和一千年的變，其脈像不同，層次不同。

所以姬昌推演的周易，實際上在歸藏易或者連山易的基礎上推演得出的，因為伏羲易和周易各個卦的位置差別非常之大，幾乎南北對調，這種跳躍式應該屬於連山易和歸藏易失傳導致的斷層，連續性缺失的緣故。 　　

另外，伏羲在大洪水時代創易；姬昌再獄中演易，這就說明易是具有實用性和社會性，曾仕強試圖破解和代入，不過最終他的理論偏向於哲理，停留在激勵的層面。 這或許是易經太過複雜，或許是個人悟性所限，或許是易經各類註釋所誤導，以致三千年來無人得以成功推演，本身就說明問題，我想曾仕強也不例外。 　　

但無論如何，他的理論已經不僵化於姬昌時代的社會，這很難得，因為不少人在易經中根本不區別古今，強行沿用，古為今用並非不可，至少把社會 環境和時間區別開來吧。 　　 　

但凡把國學玩到如此境界的，他們活著都不在意是否是“大師”，仙去之後被引號質疑，我想大概也是一笑置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