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府詩的創作背景：都是政治和戰爭影響下的產物，當時漢代從武帝開始，就頻繁地發動戰爭，大量地徵調行役戍卒，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毀壞。如《戰城南》的筆觸不僅涉及到戰場上悽慘荒涼，還延伸到廣闊的社會空間，寫出戰爭造成的社會秩序的破壞、農業生產的荒廢。再如《十五從軍徵》，以“十五從軍徵”與“八十始得歸”寫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兩個數字之間巨大的距離令人心驚，它帶來的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造成家庭“松柏冢累累”的慘象。可以說，正因為受到各個影響的不同階層作者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樂府方能收集到如此眾多的反映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的詩作！
至於其藝術特色：其中最大、最基本的藝術特色就是它的敘事性。這一特色是由它的“緣事而發”的內容所決定的。在《詩經》中我們雖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敘事成分的作品，如《國風》中的《氓》、《穀風》等。但還是透過作品主人公的傾訴來表達的，仍是抒情形式，還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節，缺乏對一箇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繪，而在漢樂府民歌中則已出現了由第三者敘述故事的作品，出現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較完整的情節，如《陌上桑》、《東門行》，特別是著名的《孔雀東南飛》。詩的故事性、戲劇性，比之《詩經》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強了。因此，在中國文學史上，漢樂府民歌標誌著敘事詩的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
另外，樂府詩也因其形式的自由和多樣性著稱，翻看全本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雜言種種，其中最常用的是新興的雜言和五言詩。漢樂府民歌沒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長短隨意，整散不拘，由於兩漢時代緊接先秦，其中雖有少數作品還沿用著《詩經》古老的四言體，如《公無渡河》、《善哉行》等，但絕大多數都是以新的體裁出現的。從那時來說，它們都可以稱為新體詩。這新體主要有兩種：一是雜言體。雜言，《詩經》中雖已經有了，如《式微》等篇，但為數既少，變化也不大，到漢樂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發展，一篇之中，句式、字數不一，有整有散，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靈活多變，如《孤兒行》“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鐃歌十八曲》全部都是雜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體，形式十分整齊。這是漢樂府民歌的新創。在此以前，還沒有完整的五言詩，而漢樂府卻創造了像《孔雀東南飛》《陌上桑》《上邪》《十五從軍行》等完美的長篇五言。從現存《薤露》、《蒿里》兩篇來看，漢樂府民歌中當有完整的七言體，可我們已看不到了。豐富多樣的形式，毫無疑問，是有助於複雜的思想內容的表達的。
此外還有浪漫主義的色彩。漢樂府民歌多數是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義色彩，運用了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如何超越個體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課題，兩漢樂府詩在這個領域較之前代文學作品有更深的開掘，把創作主體樂生惡死的願望表現得特別充分。
當然，兩漢樂府詩在表現人世間的苦與樂、兩性關係的愛與恨時，受《詩經》影響較深，有國風、小雅的餘韻；而在抒發樂生惡死願望時，主要是繼承楚文化的傳統，是受《莊》、《騷》的遺響。
樂府詩的創作背景：都是政治和戰爭影響下的產物，當時漢代從武帝開始，就頻繁地發動戰爭，大量地徵調行役戍卒，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毀壞。如《戰城南》的筆觸不僅涉及到戰場上悽慘荒涼，還延伸到廣闊的社會空間，寫出戰爭造成的社會秩序的破壞、農業生產的荒廢。再如《十五從軍徵》，以“十五從軍徵”與“八十始得歸”寫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兩個數字之間巨大的距離令人心驚，它帶來的不僅是個人的悲劇，也造成家庭“松柏冢累累”的慘象。可以說，正因為受到各個影響的不同階層作者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樂府方能收集到如此眾多的反映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懸殊、苦樂不均的詩作！
至於其藝術特色：其中最大、最基本的藝術特色就是它的敘事性。這一特色是由它的“緣事而發”的內容所決定的。在《詩經》中我們雖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敘事成分的作品，如《國風》中的《氓》、《穀風》等。但還是透過作品主人公的傾訴來表達的，仍是抒情形式，還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節，缺乏對一箇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繪，而在漢樂府民歌中則已出現了由第三者敘述故事的作品，出現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較完整的情節，如《陌上桑》、《東門行》，特別是著名的《孔雀東南飛》。詩的故事性、戲劇性，比之《詩經》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強了。因此，在中國文學史上，漢樂府民歌標誌著敘事詩的一個新的更趨成熟的發展階段。
另外，樂府詩也因其形式的自由和多樣性著稱，翻看全本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雜言種種，其中最常用的是新興的雜言和五言詩。漢樂府民歌沒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長短隨意，整散不拘，由於兩漢時代緊接先秦，其中雖有少數作品還沿用著《詩經》古老的四言體，如《公無渡河》、《善哉行》等，但絕大多數都是以新的體裁出現的。從那時來說，它們都可以稱為新體詩。這新體主要有兩種：一是雜言體。雜言，《詩經》中雖已經有了，如《式微》等篇，但為數既少，變化也不大，到漢樂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發展，一篇之中，句式、字數不一，有整有散，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靈活多變，如《孤兒行》“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鐃歌十八曲》全部都是雜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體，形式十分整齊。這是漢樂府民歌的新創。在此以前，還沒有完整的五言詩，而漢樂府卻創造了像《孔雀東南飛》《陌上桑》《上邪》《十五從軍行》等完美的長篇五言。從現存《薤露》、《蒿里》兩篇來看，漢樂府民歌中當有完整的七言體，可我們已看不到了。豐富多樣的形式，毫無疑問，是有助於複雜的思想內容的表達的。
此外還有浪漫主義的色彩。漢樂府民歌多數是現實主義的精確描繪，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義色彩，運用了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如何超越個體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課題，兩漢樂府詩在這個領域較之前代文學作品有更深的開掘，把創作主體樂生惡死的願望表現得特別充分。
當然，兩漢樂府詩在表現人世間的苦與樂、兩性關係的愛與恨時，受《詩經》影響較深，有國風、小雅的餘韻；而在抒發樂生惡死願望時，主要是繼承楚文化的傳統，是受《莊》、《騷》的遺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