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戰爭原因 自漢隋唐始，周邊的外族經常入侵中原大地，中原王朝也不斷自討外族。如漢對匈奴的戰爭;隋對北韓的戰爭;唐對西域和民族的戰爭，宋與遼、金、蒙古等國的戰爭;元朝入主中原;清兵入關等。這些戰爭的發生，使貧民被動遷徙，促進了民族大融合的程序。這是主要原因。

2、貿易原因 明朝以前，中國的GDP佔世界的份額很高，也就是說中國是個經濟強國，用今天的話說，進出口總值較大，大批周邊國家的商人來到中國經商，居住，通婚等，促進了民族大融合的程序。

3、文化原因 漢唐文化發展水平,在同期世界上是非常領先的，大批外國的留學生到中原大地來學習，很多人留在了中國，甚至在中國為官。也促進了民族大融合。

中國經過數千年的發展，始終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在漫長的時間當中，相互接觸、滲透和融合，破除了種族之間的界限，不斷的為中華民族創造新的生命力，最終形成了我們現在的中華民族。國學大師陳寅恪曾說過，北朝時期凡漢化之人便為漢人，胡化之人即視為胡人，也就是說文化遠比血統更為重要。

其實不僅南北朝時期是這樣，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是這樣，孔子雖然也講“尊夏攘夷”，但也提出了夷敵進入中國便是華人，這種辯證的處理民族矛盾的觀點，不僅將文化作為民族間相互融合的紐帶，更重要的徹底的排斥了狹隘的民族血統論的觀點。

這種只看文化不看血統的演變是有其歷史緣由的，中國最早的朝代夏朝統治中原的時候，殷商還只是東海之濱興起的一個落後的民族，後來逐漸的壯大起來，到了夏朝末年的時候，由於君主無德，他們進入中原滅掉了夏朝。當殷商統治中原的時候，陝西岐山興起了一個新的周人部族，在當時商人眼裡，周人其實也是夷敵，但是周人接收了商文化，最終滅掉了殷商。

周人奪得了天下就以中國而自居，孔子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是殷商的後裔，按照血統論的觀點他應該仇視周人才對，但他卻說“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可見在上古時期的中國，夷夏的分別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也是隨著文化歸屬的變化而變化的。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由於諸侯之間的相互征伐，各民族之間的相互接觸也就變得愈加頻繁，很多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主動的融入中原政權文化當中。

當時的楚國在周人眼裡還只是蠻荊，楚國國君熊渠自己還說“ 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諡”。為了得到中原政權的承認，楚國不屈不撓的改變自己的文化，最終由一個邊疆諸侯國變成了中華大地上最燦爛的諸侯國之一。

在春秋中期之後，楚國與中原諸侯的交接非常頻繁，楚國的文化更是是突飛猛進，在楚國這篇土地上誕生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屈原，他留下的楚詞直到今天，在華人心中也是聖經般的存在。

到了南北朝時期，中國再次進入了大分裂時期，然而這個時期也是中國與少數民族文化融合最為頻繁的時期之一，這個時期的很多少數民族政權都將漢化定為基本國策。北魏看過皇帝拓跋珪是鮮卑族，情感上對漢族文化並不感興趣，但是為了統治中原又不得不接受漢族文化，他遷都平城建立宗廟，之後又制定官職、爵位、音樂、以及律令，將一個 習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變成了漢文化興盛的農耕社會。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執政後繼續推行漢化政策，他重用漢族士大夫，尊崇儒學、重視教育，使得北魏漢文化從官到民異常興盛。但是北魏朝廷強行推行漢化政策，也引來了鮮卑貴族勢力的強烈不滿，崔浩的死就是鮮卑貴族對擴大漢文化的一次反擊。崔浩元本是北魏的三朝元老，到了晚年因修國書紀錄了一些北魏早期的黑歷史，最終落得個身死族滅的下場。

到了孝文帝的時期，北魏又一次進入了漢化的高潮，他執政之後遷都洛陽，以華夏正統自居，他將漢人貴族和鮮卑貴族透過共享政權建立起一個平衡。北魏皇室肯定和尊重漢人貴族的地位，漢人大家則承認北魏政權的正當性，將雙方的利益徹底的結合起來。這種不分種族只在乎地位的做法，對於促進民族之間的和睦共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到了元朝時期，朝廷將全華人分為了蒙古族、色目族、漢人和南人四等，漢人和南人的分別是以宋金疆域為界，實際上是承襲了金代的傳統色彩。元朝用強力的政治手段推行了三六九等的民族劃分，只問血統不問文化的做法其實是民族融合的大倒退，元朝也在這種充滿民族歧視的混亂統治之下，僅僅存在了不到90年就匆匆結束了中原統治，最終逃回了北方草原。

滿清入主中原後，雖然早期也走元朝的路子，在全國劃分為滿、蒙、漢三等，但是到了執政的中後期也改變了政策。康熙時期則提出了滿漢一體的民族政策，下令各省、督、府、道無論滿漢應選能推送，使得清朝的向心力大增，直到清朝末年，朝堂上起到中流砥柱的大臣都是漢人。中華民族的五千年文明離不開各民族融合所提供的生命力，中華民族的復興也離不開各民族所提供的創造力，這就是為什麼中華民族能依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