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的華人，大多隻有一姓一名。但在古代，人們的姓名遠沒有這麼簡單。在通常的情況下，除了姓和名以外，還有字、號等。
所謂“名”，是社會上個人的特稱，即個人在社會上所使用的符號。直稱姓名大致有三種情況:
(1)自稱姓名或名。如“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
(2)用於介紹或作傳。如“遂與魯肅俱詣孫權”，“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
(3)稱所厭惡、所輕視的人。如“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
“字”往往是名的解釋和補充，是與“名”相表裡的，所以又稱“表字”。《禮記·檀弓上》說:“幼名、冠字。”《疏》雲:“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儀禮·士冠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稱名，他人則稱字也。”
由此可見，名是幼時起的，供長輩呼喚，字是為了便於他人稱謂，對平輩或尊輩稱字是出於禮貌和尊敬。男子到了二十歲成人，要舉行冠禮，這標誌著本人要出仕，進人社會。女子長大後也要離開母家而許嫁，未許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
古人的名，主要用於自稱，古人的字，主要用於他稱。當然，也不是說所有的情況下都必須對人稱字不稱名，這要依對話雙方的相互地位而定。彼此地位相當者，尊稱別人用字不用名，謙稱自己用名不用字;而長輩對晚輩、老師對學生、上級對下級，也可以稱名而不稱字，這樣顯得更親切。如果說起名是為了分彼此，那麼取字就是為了明尊卑。這是名與字功能的基本區別。
取名時，要對其所包容的內涵慎重考慮，反覆斟酌。《左傳·桓公六年》記載著春秋時代命名的五個原則:“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這是魯國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問名時提出來的，意思是:或根據其出身特點，或從追慕祥瑞、託物喻志、褒揚德行、寄託父輩期望等幾個方面比照取名。並且提出七不:“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來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義、重內涵的做法，幾千年來一直延續至今。對於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將要從事的職業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別。對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剛強猛毅之字，對女的多選賢淑、豔麗、優美動聽之詞。
另外，取名還反映著時代特點，上面提到的夏商兩代喜歡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後來在長期封建社會里，官宦富貴之家，多以忠孝節義、福祿壽康、升官發財之義來命名，所以叫仁、義、禮、智、信、得福、德貴、延壽、榮升、繼祖、耀祖、續宗的人特別多。平民百姓也想過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孫，上學唸書，所以叫富貴、德福、進財、志學、平安、長順、滿倉、滿囤、保成、金鎖、栓柱等名字的特別多。 建國後又出現了許多新名，如建國、援朝、衛國、擁軍、建軍、支越、留蘇、衛東、紅衛、文革、學工、支農等。
現在的人，大多數有“名”，無“字”，所以當我們說到“名字”的時候，通常指的僅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數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識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還有“號”。
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又稱“別號”。古時，人們為了尊重別人，一般不直呼其名，也不稱其字，而稱其別號。早在周朝時，人們就已經開始取號。對此，《周禮》解釋說，號為“尊其名更為美稱焉”，意思是說，號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稱或美稱。早期的號具有這一特點，有號的人多是那些聖賢雅士。如老子別號廣成子、范蠡別號鴟夷子皮等。
先秦時期有名字又有號的人並不太多，至秦漢魏晉南北朝時，取號的人仍不很多，名載史籍者僅有陶潛別名五柳先生、葛洪別號抱朴子等數人。但是，到了隋唐時期，伴隨著封建國家的強盛和文化的高度發達，在名、字之外另取別號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白居易號香山居士，皆屬此類。到了宋代，取號之風又有進一步的發展。人們熟知的《水滸傳》108將個個都有別號，正是代表著當時的社會風氣。明清人更把取號視為一種時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幾乎人人有號。
關於姓名字號，自從太史公在《史記》裡把姓和氏合二為一之後，姓的構成就由原來母系氏族的姓(代表血緣關係)和父系部落名兩部分構成:
姓=姓(母系)+氏(父系)
這樣一來，就好理解了:姓是總綱，名由自己的父親或以上的長輩確定，字是自己取的名;字號是自己對自己的評價，諡號是官方(朝廷)的評價。
綜上可知，中國古人的稱謂遠比現代人複雜，他們有姓名又有字、號。這種姓名字號的並存，既適應了當事人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情況下的需要，也為中國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
我們今天的華人，大多隻有一姓一名。但在古代，人們的姓名遠沒有這麼簡單。在通常的情況下，除了姓和名以外，還有字、號等。
所謂“名”，是社會上個人的特稱，即個人在社會上所使用的符號。直稱姓名大致有三種情況:
(1)自稱姓名或名。如“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廬陵文天祥自序其詩”。
(2)用於介紹或作傳。如“遂與魯肅俱詣孫權”，“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
(3)稱所厭惡、所輕視的人。如“不幸呂師孟構惡於前，賈餘慶獻諂於後”。
“字”往往是名的解釋和補充，是與“名”相表裡的，所以又稱“表字”。《禮記·檀弓上》說:“幼名、冠字。”《疏》雲:“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又《儀禮·士冠禮》:“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稱名，他人則稱字也。”
由此可見，名是幼時起的，供長輩呼喚，字是為了便於他人稱謂，對平輩或尊輩稱字是出於禮貌和尊敬。男子到了二十歲成人，要舉行冠禮，這標誌著本人要出仕，進人社會。女子長大後也要離開母家而許嫁，未許嫁的叫“未字”，亦可叫“待字”。
古人的名，主要用於自稱，古人的字，主要用於他稱。當然，也不是說所有的情況下都必須對人稱字不稱名，這要依對話雙方的相互地位而定。彼此地位相當者，尊稱別人用字不用名，謙稱自己用名不用字;而長輩對晚輩、老師對學生、上級對下級，也可以稱名而不稱字，這樣顯得更親切。如果說起名是為了分彼此，那麼取字就是為了明尊卑。這是名與字功能的基本區別。
取名時，要對其所包容的內涵慎重考慮，反覆斟酌。《左傳·桓公六年》記載著春秋時代命名的五個原則:“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這是魯國大夫申儒在回答桓公問名時提出來的，意思是:或根據其出身特點，或從追慕祥瑞、託物喻志、褒揚德行、寄託父輩期望等幾個方面比照取名。並且提出七不:“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來取名。
古人命名重取義、重內涵的做法，幾千年來一直延續至今。對於所生男孩、女孩，因其生理。性格以及將要從事的職業不同，所以取名也就有了差別。對男的取名多用威武勇智、剛強猛毅之字，對女的多選賢淑、豔麗、優美動聽之詞。
另外，取名還反映著時代特點，上面提到的夏商兩代喜歡用干支人名就是典型的例子。後來在長期封建社會里，官宦富貴之家，多以忠孝節義、福祿壽康、升官發財之義來命名，所以叫仁、義、禮、智、信、得福、德貴、延壽、榮升、繼祖、耀祖、續宗的人特別多。平民百姓也想過好日子，盼望多子多孫，上學唸書，所以叫富貴、德福、進財、志學、平安、長順、滿倉、滿囤、保成、金鎖、栓柱等名字的特別多。 建國後又出現了許多新名，如建國、援朝、衛國、擁軍、建軍、支越、留蘇、衛東、紅衛、文革、學工、支農等。
現在的人，大多數有“名”，無“字”，所以當我們說到“名字”的時候，通常指的僅僅是人的名，或姓名。可是，在古代多數人，尤其是做官的和知識分子既有“名”又有“字”，有些人名、字之外還有“號”。
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又稱“別號”。古時，人們為了尊重別人，一般不直呼其名，也不稱其字，而稱其別號。早在周朝時，人們就已經開始取號。對此，《周禮》解釋說，號為“尊其名更為美稱焉”，意思是說，號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稱或美稱。早期的號具有這一特點，有號的人多是那些聖賢雅士。如老子別號廣成子、范蠡別號鴟夷子皮等。
先秦時期有名字又有號的人並不太多，至秦漢魏晉南北朝時，取號的人仍不很多，名載史籍者僅有陶潛別名五柳先生、葛洪別號抱朴子等數人。但是，到了隋唐時期，伴隨著封建國家的強盛和文化的高度發達，在名、字之外另取別號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白居易號香山居士，皆屬此類。到了宋代，取號之風又有進一步的發展。人們熟知的《水滸傳》108將個個都有別號，正是代表著當時的社會風氣。明清人更把取號視為一種時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幾乎人人有號。
關於姓名字號，自從太史公在《史記》裡把姓和氏合二為一之後，姓的構成就由原來母系氏族的姓(代表血緣關係)和父系部落名兩部分構成:
姓=姓(母系)+氏(父系)
這樣一來，就好理解了:姓是總綱，名由自己的父親或以上的長輩確定，字是自己取的名;字號是自己對自己的評價，諡號是官方(朝廷)的評價。
綜上可知，中國古人的稱謂遠比現代人複雜，他們有姓名又有字、號。這種姓名字號的並存，既適應了當事人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情況下的需要，也為中國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