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意義上《菊與刀》應該是人類學領域最有名的一本書了。根據某個資訊源（菊與刀_微讀書），它出版之後一共售出過3000萬本。而根據社會學家Pauline Kent的資料，到1999年這本書在日本一共售出了230萬冊。(Kent, 1999)為什麼這本書會這麼流行？原因之一是它很符合大眾的口味。Ruth Benedict是美國博厄斯派人類學的代表性研究者。前面Rhizome同學用文化模式和還原論歸納這本書的方法是很正確的。實際上從人類學專業的角度，Benedict最出名的一本書並不是《菊與刀》，而是她和美國另一位鼎鼎大名的人類學家Margaret Mead合寫的《文化模式》 (Benedict, 1959)。很多研究者都把《菊與刀》看作是使用《文化模式》進行的案例研究。(Modell, 1999) 不過正是因為這種還原論的方法，而且它探討的是人們會很感興趣的民族性問題（民族性問題可以看作是是美國博厄斯派人類學的另外一個重要主題，比如Mead最著名的對薩摩亞人青少年進行的研究），它才引發了大眾持久的興趣。上面談到了這本書的方法。從專業人類學的角度，在一個後現代都已經成為過去式的時候，這本書的研究角度已經是過時的了。之前Rhizome提出了一個對於這種前現代理論的一個很好的批評，在此不再贅述。不過一個很有趣的參照是日本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到底是怎麼評價這本書的。Pauline Kent曾經在1999年撰文對這本書在日本受到的評價進行過系統的論述。下面簡述其觀點：如之前的資料所說，這本書在日本非常有名，原因之一是這本書開啟了日本戰後時代“重尋民族靈魂”的時代。但是從1960年代開始，它也開始受到日本學術界中立的評價。如Pauline Kent所總結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三點：“日本”和“文化”這兩個詞都不是毫無疑問的單數名詞，Benedict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件事；Benedict沒有考慮到社會階層和社會機構這兩個因素的影響；以及，在她的分析中，缺乏從歷史角度進行的分析。上述批評其實都和後現代主義反思現代主義研究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1960年這次學術討論的結果是，雖然這本書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它是對這個問題進行更加系統研究的基礎，而不應該被推翻。(Kent, 1999)另一個重要的角度是Benedict所使用的材料。Benedict從沒有去過日本，這是後面的許多研究者對她進行批評的一個方向。但日本學者在討論這本書的時候，往往稱讚這本書所使用的材料是非常好的，因為這本書很好的總結了之前美國學者所整理的田野資料，而且Benedict所受過的專業田野訓練也能夠讓她在資料中發現重要的問題。(Kent, 1999) 不過當然，作為一個外人，Benedict當然會對異國有自己的先見的理解。Benedict本人酷愛詩歌，不止一位研究者認為她對於詩歌和死亡這個主題的迷戀或多或少影響了她對於材料的理解。(Lummis, 1997; Schachter, 1983) 另外，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曾經討論過“《菊與刀》作為美國文化的畫像”這個主題，也可作為這個論點的一個註腳。(Geertz, 1988)本人是圖書館員，不是專業的人類學家，僅就文獻所及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歡迎各位同學批評。參考資料

Benedict, R. (1959). Patterns of cultur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Geertz, C.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Kent, P. (1999). Japanese Perceptions of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24(2), 181–192. doi:10.1023/A:1007082930663Lummis, C. D. (1997). Uchi naru gaikoku. Tokyo: Chikuma Shobo.Modell, J. (1999). The Wall of Shame: Ruth Benedict’s Accomplishment in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24(2), 193–215. doi:10.1023/A:1007039114733Schachter, J. (1983). Ruth Benedict, patterns of a lif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