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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 李宏舉ºº⁷

    說來簡單,藝術高於生活。

    文人都有情懷,情懷體現在作品裡不用付出多少代價。作品和現實不同,作品就是一個人內心的暢遊,把自己包裝的很好,追求完美之心比比皆是。

    現實是不給這個機會的。

  • 2 # 風雅宋

    題主所描述的現象,古今中外皆存在,只因中國古代具備強大的倫理道德傳統,文人往往被賦予君子的道德擔當,所以,人不如其文的悖論現象,華人更覺刺眼。“言為心聲”,人們傾向於認為文人的文品與其人品應該是一致的。然而,稍加留意,便會發現,文人的人品與文品存在分裂,其文章辭藻華美,思想高潔,堪為師表。其人卻完全走到對立面,卑鄙無恥、齷齪自私、乏善可陳。

    說一套,做一套。這些兩面人,兩面做派,讓人困惑,又頗為氣惱——這麼出眾的才華,竟然為這等齷齪的敗類小人所有,實在可惜。人品與文品分裂的典型,比如西晉的潘岳,唐代的元稹,宋代的丁謂、蔡京和趙佶,明朝的嚴嵩、阮大鉞,近代的汪精衛。

    為何文品與人品存在分裂現象呢?或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思考。

    首先,作家/文人也是人,人是複雜的,有時甚至是矛盾和分裂的。

    人們之所以有意無意地對作家文人抱有更多期待、更高要求,希望他們能夠言行一致,真誠不欺。然而,文人跟日常生活中各行各業的人一樣,並非聖賢,也非神仙,而是有著種種慾望、種種不足的凡夫俗子,苛求他們言行一致,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不現實的。

    [潘岳,文才出眾,卻諂事賈謐等權貴,為元好問等人所批評]

    其次,為人和作文皆可偽飾作假,為人虛偽容易被看穿,作文造假卻難以看出。

    幾乎各種主題和樣式的文章,都有一定的典範可供效仿學習,作家可以根據文學傳統和道德觀念進行寫作,寫出符合人們期待的作品。即使作偽,也難以被發現,受到批判,而人們時常難以直接接觸作家本人,而作品便成了瞭解其人的唯一依據。根據作品得出的印象和期待,往往會比作家實際所具備的品質和德行要高。特別是在古代,資訊傳播渠道有限,傳播速度緩慢。然而,大浪淘沙,作家縱然能夠欺世一時、欺人一世,卻很難永遠欺騙整個世界。那些文品與人品的分裂和矛盾,便會呈現出來。

    第三,文才作為一種資源,可為文人帶來實惠,部分文人為攫取實利,而不惜掩藏真實的性情和德行,故作高潔了。

    特別是當這些人,除了文才之外罕有所長,便把改善自身乃至家族的希望寄託在文筆之上,他們更會不遺餘力地在作品中迎合世人、迎合當權者。當權者希望榮位久長,當然亦會迎合世人的道德期待了。

    第四,中國古代具備強大而積極的文化傳統,對文人的期待和要求較高,這種“文統”,人品不佳者亦不能不敢突破。

    儒家積極入世,極富擔當精神;道家絕世出塵,堅守個體生命的品格;佛家看透萬有,然而卻具有普度眾生的慈悲胸懷。中國古代文化具有強大的優良傳統,具體到文學領域,亦追求善和真,推崇先憂後樂的擔當精神,褒獎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不降志不辱身的高潔品格。這種向上一途,是所謂的小人奸賊,一般情況下,都不會否定討厭,至少他們不敢公然攻擊這些優良傳統。反而屈服和皈依傳統,至少在作文時如此。

    第五,人品不佳之人,未必是徹頭徹尾的惡人,他們在為文寫作之際,跟其他人一樣,很可能也懷著高尚無私的追求。

    只是回到現實生活中,涉及自己利害之時,他們將聖賢教誨拋諸腦後,任性而為,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當初所受到的教育。所謂人品較差之人,未必對所有人皆表現出人性醜陋糟糕的一面。

    第六,面對複雜豐富的世界,人自身潛能的開發是不平衡的。

    無論文采,還是德行,都是人們在應對世界的方式,而相對世界的廣大無窮,人往往是弱小的,可能開發了體驗和表達方面的潛能——即開發了文學才能,但在面對危險的逼迫和利益的誘惑之時,卻難以堅守應有的品格,反而屈從趨利避害的本能,追逐狹隘的私利和短期利益,結果,為天下所不齒,甚至遺臭萬年。對人品不佳的小人醜類,自然應該而且必須加以批判,然而,不得不說,他們的分裂與矛盾,本身就是悲劇,就是人性脆弱不堪一面的集中展覽。

    第七,嚴格說來,文藝水平與道德水準無關。

    沒有證據表明,好的作品必須由好人寫作。壞人也未必就寫不出好的作品。這點乃常識,故不展開。

    【宋徽宗趙佶,文藝全才,被認為無所不能,只是不會做皇帝。他是不折不扣的昏君】

    當然,題主所提的問題,還可能有另外一方面的內涵:為何文章的風格和作家的性情不甚一致?生活的安靜的美男子,作起文來,雄深雅健,凌厲激越,這就涉及到更為專業的風格和人格學問題了。本文暫時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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