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秦朝暴政與楚漢爭霸的摧殘，西漢初年人口銳減，百廢待興。面對這樣的江山，西漢最初的幾代統治者都主張“無為而治”，以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為指導，儘可能少的去幹涉社會經濟的發展。

而漢初的這種治理方法，使得漢朝的國力得以迅速恢復發展，創造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也為後來漢武帝橫掃四海奠定了深厚基礎。

“所謂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原道》

“除苛削之法，去煩苛之事”《淮南子·覽冥》

漢初，施行分封制度，獎勵農耕蠶桑，對各種賦稅大規模減免，而統治者也大多崇尚節儉。

漢高祖劉邦、呂后、漢惠帝劉盈、漢文帝劉恆、漢景帝劉啟時代，輕徭薄賦，同時以身作則，宮廷也崇尚節儉，對於統治，主張“以德化民”。篤信黃老，以“清淨不擾民”為思想基礎，海內富庶。

《漢書·食貨志上》記載，文帝繼位，躬修位節，以安百姓。

《史記·平準書》中記載: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出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儘管劉邦本人對學術一竅不通，但“約法省禁”舉措所蘊含的清靜簡約指導思想，可視為西漢前期的“黃老之治”的先聲。

到文帝、景帝時，黃老之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孝文即位，有司儀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

據說文帝曾想建一座露臺，聽說要花費百金，等於十個中家人財產，於是作罷。

“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圄，狗馬服御無所增益”，“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漢景帝把文帝的兵役、徭役的年齡推遲到二十歲。

政治方面對秦代以來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對周邊少數民族也不輕易用兵，盡力維持相安的關係，以免煩擾百姓。

漢文帝之妻，景帝之母竇太后更崇尚黃老清靜之術。

她經歷了文、景、武三朝；當了文帝23年的皇后；景帝16年的皇太后；武帝6年的太皇太后，在朝中影響達45年之久。

因為她的影響所施行的黃老“無為而治”的結果是：

“從民之慾，而不擾亂．， 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

到了漢武帝時“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作”。

國家真的強大了，人民真的富裕了。

要知道“無為”有多厲害，就要研究西漢初期的歷史了。因為三皇五帝和周朝鼎盛時期的歷史，我們知之不詳，而以黃老之說治國佔主流的，也就是西漢初期了。

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和道家都是治國思想的主流。司馬遷在《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是謂也？”說明在春秋戰國時期，道家和儒家這兩個哲學流派的鬥爭，是很激烈的。春秋戰國之後，秦朝的政治，是大有為的政治，但經過春秋戰國的戰亂，留給秦朝的，是一個爛攤子，外強中乾，北方正在崛起的匈奴成為致命威脅，因此秦始皇不惜代價修築了長城，也耗盡了民力。大有為之君秦始皇去世後，秦朝很快就被貴族和平民的聯合力量推翻了。漢朝建立之後，漢高祖劉邦和丞相蕭何反秦道而行之，採用了與民休息的策略，薄賦輕斂，人口快速攀升，國家的實力逐步增強。白登之圍和和親政策，證明漢朝的國力仍然不夠強盛。漢文帝、漢景帝時期，都延續了漢初的政策，國力提升很快，為漢武帝的大有為奠定了雄厚的基礎。漢武帝前期，天下總體上比較太平，崇尚禮教、長於維護統治秩序的儒家發展很快，以至於道家學說與儒家學說鬥爭激烈，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境地，但仍舊是黃老學說為主導。崇尚黃老之道的竇太后去世後，道家學說和儒家學說的天平傾向了儒家學說，特別是作為一代雄主的漢武帝，有了強盛的綜合國力作為支撐，開始集中國力打擊匈奴，並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以致於信心極度膨脹，“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戰爭要以巨量的消耗作為支撐，漢朝的國力迅速地消耗，以致於後期漢武帝不得不妥協，下了“罪己詔”。但是，漢朝與匈奴的實力對比，是漢朝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以致於北匈奴向歐洲逃亡，卻不經意間滅掉了號稱無比強大的羅馬帝國，成為漢朝實力處於全球巔峰的明證。這表明，西漢前期快速恢復了國力，積累了空前龐大的財富，“無為而治”的巨大力量可見一斑。漢朝以後，黃老之道的政治學說，就被儒家的禮教學說壓倒，只是在作為戰亂之後恢復國力的歷朝歷代建國初期才被採用。

從西漢初期的強盛，可知“無為而治”的力量是多麼巨大，只可惜由於儒教以及所謂智者的曲解，便被汙衊為“無所作為”、“避世隱居”的學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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