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認為，“救亡圖存”是變法維新的出發點，“變法維新”是救亡圖存的必由之路。首先，他以資產階級進化論的觀點，來論評“變法”是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其次，他以具體事實批駁了清朝統治集團中的頑固派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謬論。說明法隨時變乃“古今之公理”，法制是不能“一勞永逸”的。最後,他分析中國當時的現狀，指出“非變法萬無可以圖存之理”。 梁啟超認為，中國要“救亡”、“自強”，實行變法，必須改革中國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至國家的政體。首先，變法“必先變人”。其次，變法“必興民權”。再次，變法必須變專制政權的為立憲政體。具體做法是：第一，設立民選議會。第二，制定憲法。第三，實行“三權分立”。 梁啟超借用西方資產階級倡導的“三權分立”原則，結合中國情況，創造了他自己的三權分立說，即由國會行使立法權，由國務大臣行使行政權，由獨立審判廳行使司法權。並且，他把統一“三權”的統治權稱為“體”行使“三權”稱為“用”，即所謂“三權之體皆莞於君主”。這就是說，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的“體”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憲裡的“君主”同君主專制裡的“君主”一樣，享有最高的權力。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權使用上，立憲政體對君主有某些限制罷了。 梁啟超在法治與人治的關係上，堅持法治與人治不可偏廢的觀點。首先，他反對只要人治的主張。他認為人治的弊端重重： （一）人治發揮作用的時間短，範圍小，“人亡則政息”，而法治發揮作用的時間長，範圍廣。 （二）人治是一種賢人政治，而世上賢君少於昏君，所以世上多無長治久安之時。 （三）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國大，政務繁，若專靠人治，是行不通的。 其次，他也反對只靠法治。他認為： （一）人能製法，非法能制人。法要由人制定，具備了一定的“德”與“智”的人，才能制定出“善法”，而後才能有“善治”。 （二）“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法然後才有善治善法只有由人去妥善運用才可發揮作用。 此外，梁啟超還強調指出：“法不能獨立”，在他看來，道德具有社會制裁力，法律具有國家制裁力，兩者要“相須為用”。 綜上所述，梁啟超具有豐富的法律思想，他在近代思想史上的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
梁啟超認為，“救亡圖存”是變法維新的出發點，“變法維新”是救亡圖存的必由之路。首先，他以資產階級進化論的觀點，來論評“變法”是合乎事物發展規律的。其次，他以具體事實批駁了清朝統治集團中的頑固派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的謬論。說明法隨時變乃“古今之公理”，法制是不能“一勞永逸”的。最後,他分析中國當時的現狀，指出“非變法萬無可以圖存之理”。 梁啟超認為，中國要“救亡”、“自強”，實行變法，必須改革中國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以至國家的政體。首先，變法“必先變人”。其次，變法“必興民權”。再次，變法必須變專制政權的為立憲政體。具體做法是：第一，設立民選議會。第二，制定憲法。第三，實行“三權分立”。 梁啟超借用西方資產階級倡導的“三權分立”原則，結合中國情況，創造了他自己的三權分立說，即由國會行使立法權，由國務大臣行使行政權，由獨立審判廳行使司法權。並且，他把統一“三權”的統治權稱為“體”行使“三權”稱為“用”，即所謂“三權之體皆莞於君主”。這就是說，君主立憲與君主專制的“體”是完全相同的，君主立憲裡的“君主”同君主專制裡的“君主”一樣，享有最高的權力。所不同的是“用”，即在三權使用上，立憲政體對君主有某些限制罷了。 梁啟超在法治與人治的關係上，堅持法治與人治不可偏廢的觀點。首先，他反對只要人治的主張。他認為人治的弊端重重： （一）人治發揮作用的時間短，範圍小，“人亡則政息”，而法治發揮作用的時間長，範圍廣。 （二）人治是一種賢人政治，而世上賢君少於昏君，所以世上多無長治久安之時。 （三）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國大，政務繁，若專靠人治，是行不通的。 其次，他也反對只靠法治。他認為： （一）人能製法，非法能制人。法要由人制定，具備了一定的“德”與“智”的人，才能制定出“善法”，而後才能有“善治”。 （二）“徒法不能以自行”。有善法然後才有善治善法只有由人去妥善運用才可發揮作用。 此外，梁啟超還強調指出：“法不能獨立”，在他看來，道德具有社會制裁力，法律具有國家制裁力，兩者要“相須為用”。 綜上所述，梁啟超具有豐富的法律思想，他在近代思想史上的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