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體例內容比較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漢書》則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併入“列傳”，體例較《史記》更為整齊統一。

第一，《漢書》在《史記》的基礎上，補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實，豐富了記事內容。《漢書》記載漢代的典章制度更為詳細具體，多收經世之交，還增補了許多人物事蹟和史實。

第二，班固對《史記》的部分篇目和內容作了調整。比《漢書》減少了幾個傳，對《史記》記載的內容作了一些移植刪減。《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

第三，《漢書》開闢了一些新的領域，擴大了史學的範圍，也填補了《史記》的不足。《漢書》的“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擴充套件起來。

二、 思想比較

第一，《漢書》的封建正統思想比《史記》濃。《史記》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班固的《漢書》則重在“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司馬遷能夠跳出歷史看歷史，能用這樣一種發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寫史意義，看到了歷史的變化和向前發展，而班固維護漢室的正統思想非常明顯。首先，《漢書》極力為漢王朝的合理性作辯解。其次，班固十分自覺地以漢臣自居，多次出現“我漢道”等語，又避明帝之緯，過分尊顯漢室。《史記》也有尊漢之意，但比較弱。再次，《漢書》對下層人民的態度與《史記》迥異。又次，班固指責司馬遷，認為司馬遷所歌頌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誅矣”，與司馬遷的觀點截然對立。最後，《漢書》雖然對統治集團的虛偽、殘酷、腐朽於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遠不如《史記》那麼廣泛、深刻、尖銳、徹底。

第二，《史記》有較強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漢書》則有宣揚天道、迷信的內容。《史記》懷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見於《伯夷列傳》、《河渠書》、《儒林列傳》等篇。相比之下，《漢書》則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體現《史記》、《漢書》思想差異的，是《貨殖》、《遊俠》二傳。同樣論述仁義道德的產生，《史記》、《漢書》都徵引《管子》，司馬遷則強調經濟所起到的決定作用，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相合。相比之下，班固所謂“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則是迂腐的道德說教。對於遊俠，司馬遷傾注情感，由衷讚歎。班固他拘泥於封建道德，對遊俠很少同情。

《史記》與《漢書》都出自卓絕的歷史學家之手，他們都具有史家的實錄精神和正義感，所以，兩部史書都歌頌了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兩部史書對於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權奸的昏庸、外戚的專橫都有揭露批判。不過，無論是歌頌，還是批判揭露，《漢書》都遠不如《史記》的廣度和力度。這不僅因為《史記》是私修，《漢書》是官修；而且決定於作者的思想。司馬遷是一位具有樸素唯物思想和進步歷史觀的偉大思想家，而班固則是一位受封建正統思想影響極深的儒者。

三，風格比較

現從兩書的感情色彩、敘事方法、人物刻畫、語言表達四方面比較。

第一，《史記》和《漢書》都能嚴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隱惡”的實錄原則，表現出歷史學家的文章道德。《史記》的愛憎感情，主觀色彩相當明顯，而《漢書》常常變成不動聲色的客觀敘述。

第二，《史記》善於敘事，筆法千變萬化，不拘一格。《史記》能做到隨物賦形，根據表達內容的需要而採取相應的表現手法。

第三，作為漢代兩部紀傳體經典史著，《史記》、《漢書》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們不僅僅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透過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經消逝的歷史變成可以讓人重回歷史現場、身臨其境的生動畫卷。但《漢書》傳寫人物的成就也略遜《史記》一籌。《史記》中不少篇章真實地敘寫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史記》總是透過生動曲折的情節、矛盾劇烈的場面、個性化的語言、心理活動等表現人物性格，而在《漢書》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刪節，便影響到人物性格的豐富性。總體看來，《漢書》中的人物不如《史記》中的人物生動傳神、血肉豐滿，因而其文學性亦不及《史記》。

第四，《史記》與《漢書》的語言風格也大不相同。《史記》語言感情濃烈、氣勢奔放、簡練暢達、生動形象，完全是文學家的語言；《漢書》簡潔整傷、典雅規範、準確嚴密、韻味深長，堪稱史家語言的典範。《史記》浪漫主義風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跡，無腐儒氣息；而《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固楊萬里說，“司馬遷是李太白，班固是杜少陵”

一、 體例內容比較

《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漢書》則是中國第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併入“列傳”，體例較《史記》更為整齊統一。

第一，《漢書》在《史記》的基礎上，補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實，豐富了記事內容。《漢書》記載漢代的典章制度更為詳細具體，多收經世之交，還增補了許多人物事蹟和史實。

第二，班固對《史記》的部分篇目和內容作了調整。比《漢書》減少了幾個傳，對《史記》記載的內容作了一些移植刪減。《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

第三，《漢書》開闢了一些新的領域，擴大了史學的範圍，也填補了《史記》的不足。《漢書》的“十志”是在《史記》“八書”的基礎上擴充套件起來。

二、 思想比較

第一，《漢書》的封建正統思想比《史記》濃。《史記》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而班固的《漢書》則重在“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司馬遷能夠跳出歷史看歷史，能用這樣一種發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寫史意義，看到了歷史的變化和向前發展，而班固維護漢室的正統思想非常明顯。首先，《漢書》極力為漢王朝的合理性作辯解。其次，班固十分自覺地以漢臣自居，多次出現“我漢道”等語，又避明帝之緯，過分尊顯漢室。《史記》也有尊漢之意，但比較弱。再次，《漢書》對下層人民的態度與《史記》迥異。又次，班固指責司馬遷，認為司馬遷所歌頌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誅矣”，與司馬遷的觀點截然對立。最後，《漢書》雖然對統治集團的虛偽、殘酷、腐朽於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遠不如《史記》那麼廣泛、深刻、尖銳、徹底。

第二，《史記》有較強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漢書》則有宣揚天道、迷信的內容。《史記》懷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見於《伯夷列傳》、《河渠書》、《儒林列傳》等篇。相比之下，《漢書》則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體現《史記》、《漢書》思想差異的，是《貨殖》、《遊俠》二傳。同樣論述仁義道德的產生，《史記》、《漢書》都徵引《管子》，司馬遷則強調經濟所起到的決定作用，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與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相合。相比之下，班固所謂“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則是迂腐的道德說教。對於遊俠，司馬遷傾注情感，由衷讚歎。班固他拘泥於封建道德，對遊俠很少同情。

《史記》與《漢書》都出自卓絕的歷史學家之手，他們都具有史家的實錄精神和正義感，所以，兩部史書都歌頌了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氣節。兩部史書對於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權奸的昏庸、外戚的專橫都有揭露批判。不過，無論是歌頌，還是批判揭露，《漢書》都遠不如《史記》的廣度和力度。這不僅因為《史記》是私修，《漢書》是官修；而且決定於作者的思想。司馬遷是一位具有樸素唯物思想和進步歷史觀的偉大思想家，而班固則是一位受封建正統思想影響極深的儒者。

三，風格比較

現從兩書的感情色彩、敘事方法、人物刻畫、語言表達四方面比較。

第一，《史記》和《漢書》都能嚴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隱惡”的實錄原則，表現出歷史學家的文章道德。《史記》的愛憎感情，主觀色彩相當明顯，而《漢書》常常變成不動聲色的客觀敘述。

第二，《史記》善於敘事，筆法千變萬化，不拘一格。《史記》能做到隨物賦形，根據表達內容的需要而採取相應的表現手法。

第三，作為漢代兩部紀傳體經典史著，《史記》、《漢書》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們不僅僅向我們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透過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經消逝的歷史變成可以讓人重回歷史現場、身臨其境的生動畫卷。但《漢書》傳寫人物的成就也略遜《史記》一籌。《史記》中不少篇章真實地敘寫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史記》總是透過生動曲折的情節、矛盾劇烈的場面、個性化的語言、心理活動等表現人物性格，而在《漢書》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刪節，便影響到人物性格的豐富性。總體看來，《漢書》中的人物不如《史記》中的人物生動傳神、血肉豐滿，因而其文學性亦不及《史記》。

第四，《史記》與《漢書》的語言風格也大不相同。《史記》語言感情濃烈、氣勢奔放、簡練暢達、生動形象，完全是文學家的語言；《漢書》簡潔整傷、典雅規範、準確嚴密、韻味深長，堪稱史家語言的典範。《史記》浪漫主義風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跡，無腐儒氣息；而《漢書》喜用古字古詞，比較難讀。固楊萬里說，“司馬遷是李太白，班固是杜少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