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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於 2018-05-01

商紂的暴虐是商紂的敗亡之根由，也是其治下一小邦國崛起最終取而代之的機緣，無論是在政制實踐還是政制觀念層面，替代者反其道而行之，己者的敗亡之途成就了他者的興旺之道，正所謂敗不敗於人也，敗於己也。

相較於夏、商前朝，周朝的統治者表現出了成熟的統治藝術和統治智慧，如果追溯中國早期的政治、法律思想，在遍覽三代的有限文獻後，現代人的目光會充滿驚訝地定格在周。因了遙遠，也因了簡單，再加上現代人強健的思維，前朝之事反格外清晰。固然，殘存的古代文字是視線的引導，但後人的思維會把骨架補充，最終血肉豐滿。唯一的可能，這種可能也許也是缺陷，那就是身處在當下的我們，也許會用現代的眼光來分析和看待幾千年前人的思想，即骨架是古代，而血肉卻是現代，最終的結果，會是一個非今非古的怪異。但實際上，汗牛充棟的歷代文字又何嘗不是這樣一個意義上怪異呢？以當時的觀念和需要為刀為刃為劍為先鋒，清理和裁減，最終得到所要，而這個所要的意義與指向，也許迥異其原初的存在。如果有意識地為之是另一回事，而如果對那些極力還原歷史的人，這是一個風險，而這樣的風險，我們清楚知之，但難得脫，就象，人，又怎麼能走得出自己的面板呢？

也許還不至於那麼悲觀，也許也有得脫之途，那就是尊重殘存的古代文字，進行合理的邏輯推論，或者嚴密、理性的邏輯暗流，會給予我們對遙遠存在的一個比較真實的認識？這是一個期待，期待之根本前提，是古人之理性和今人之理性皆同，理性之人可以互相理解，可以互相認識和溝通，不管是處於時間之流和空間之域的任何一點。也正是這樣的期待，給予了現代人們回顧歷史的一些勇氣，一些底氣，還有一些信心。

西周政治的亮點是其政治法律思想，流傳於後世的，是當時佔有統治地位的政治法律思想，從這個意義上看，為今人所熟知的，也就是當時的意識形態。如果我們考察中國曆代的政治法律思想的歷史，循其正統，就是一部連綿不絕的中國古代社會的意識形態歷史。

法律思想和實踐，淵源於政治之實踐和思想，最初的階段是兩兩不分，混沌一體，即使到了現代社會，學科上固然是分家，涇渭分明，但在實踐的層面，卻是錯綜糾纏，血肉相連，如果強而分之，或許就是樹幹和枝葉自異的局面。此言當不為過罷。考察西周正統政治法律思想，而直以意識形態名之，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考量。

西周意識形態有兩大構成要素，一是神權法思想，一是禮制思想。神權法思想圍繞周王的統治地位展開，為周王成為天下之主，給予理論解說，並以國家權力為輔佐，遍及於王土，讓華人信之。西周禮治思想主要解決王權之下的國家統治權力的分配和社會秩序的塑造和維持。如果講神權法思想具有超唸的意味賦予周王以高高在上的神聖的光環，那麼禮制思想就是具有實踐性的既是日常政治生活的規則和條理也是日常政治生活的展開、運轉和實現。顯然，無論是神權法思想還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思想及與兩者匹配而形成的相應社會制度，都反映了文明社會初期的農業經濟形態和生產力狀況，也反映了其對生活於其中的人類社會觀念和建制的直接影響。

一、西周神權法思想

中國的神權法思想，形成於夏代，極盛於殷商，動搖於西周。神權法思想是夏商西周三代統治合法性的根據。

夏代邈遠，史料匱乏，從零星痕跡中，後人把神權法思想的萌芽定位在了夏代。“有夏服天命”，夏代的統治者認為統治權是秉承上帝或皇天的意志而獲得。如果不服從統治秩序，統治者可以代表天進行天罰。但夏代的統治者沒有回答，為什麼他們可以獲得天命，只是在既有的掌握統治權的基礎上，為使其統治獲得令人信服的合法性，而宣佈自己是服天命。當然如果追根溯源，夏代統治者的權力，可能是來自於信任、才能和武力，但是這些因素，歸根結底，無法為其統治賦予普遍性的、權威性的合法根據

無論是“神”還是“天”，都是人類早期的初民，對於自然的一種認知和想象，然後漸漸演變成為宗教。人類在進化過程中一直都不是完美的，不僅身體脆弱，不堪一擊，心理上也有自私、殘忍等諸多問題。但人又脫離不了群居的生活模式。如此一來，既避免不了矛盾摩擦，甚至互相殘殺，但又必須設法能夠相處生存下去，於是產生了規則、法律。但這遠遠不夠，外在的懲戒不能從根本人消除人性惡的本質。如果有一種方法能淨化人的內心，讓人懾於一種無形的力量，這種力量，便是神判天罰。但前提是讓人信“神”，或者說信“天”。【末日審判·基督教】

宗教信仰在人類的發展過程中，的確起到過相當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是有一定的歷史基礎的，那就是人對自然本質還缺乏認識。隨著科學的進步，關於“神”或“天”越來越受到懷疑和挑戰。如果現在還有人說，打雷是天神在發怒，是不會有人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