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是以黑陶為主的原始文化良渚文化主要分佈在太湖地區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區。最早是在1934年發現於浙江省吳興錢山漾遺址，1936年對餘杭良渚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至20世紀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為龍山文化杭州灣區的代表性文化遺存。50年代末發掘了錢山漾遺址後命名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確其年代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約5300年。由於考古發掘中沒有發現重要的遺蹟現象和珍貴的文物，一直認為環太湖地區的原始文化落後於中原地區。1973年在杭州灣南岸的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約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經過初步發展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遺存之後，才逐漸改變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對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認識，則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發現了做工極為精緻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獸面紋的玉琮，最早是於1973年發掘江蘇省吳縣草鞋山遺址良渚文化墓葬時明確的，1977年春夏之際發掘吳縣張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時又印證了這一現象。於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於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上，與會代表明確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現私有制、處於文明時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國認為，良渚文化中造型豐富多彩的玉器、特別是玉製禮器，是良渚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提出良渚文化正是處於文明時代的前夜。吳汝祚認為能享有這種玉琮的人，在社會上是有特殊地位的，這就反映了階級社會正在產生或處於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認為良渚文化的這些發達的農業部落，已經飼養家蠶，出現絲麻織品和相當進步的竹編工藝，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別是大型玉琮、玉璧的製作，說明了當時的江南地區更已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比較先進的地區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發展高潮之中，我們似乎聽見了私有制走近的腳步聲。這些發現和研究認識，引導著研究者對良渚文化墓地與墓葬的進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內，先後發掘了江蘇省武進寺墩、崑山綽墩與少卿山、吳縣張陵山東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寧千金角與徐步橋、平湖平丘墩、餘杭吳家埠、嘉興雀幕橋、德清輝山、海寧三官墩與郜家嶺等浙北地區的一批小墓。其中，武進寺墩良渚文化“玉斂葬”墓的發現和對其認識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這時期良渚文化研究的兩項重要成果。武進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別進行了發掘，發現3座一排規模較大的墓葬。3號墓最大，墓主為20歲左右的青年男性，隨葬陶、石、玉器100餘件，其中以隨葬玉製禮器琮、璧為特色。玉琮33件，置於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於人骨架上下或頭前腳後。發掘者汪遵國等人結合《周禮》中對玉琮、玉璧用途的記述，認為這是史前的玉斂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處氏族顯貴及其家庭成員的墓地；並透過分析玉琮上的獸面紋與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還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淵源之一。汪遵國還進一步分析了已發現隨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製作特點，進一步認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練技術、專門從事琢玉工藝的玉工。琢玉與製陶同樣，已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當時的社會即將躍進文明時代的門檻。這些認識，在當時都是開創性的，對後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響。青浦福泉山遺址在1982年發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隨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鐲、玉鉞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對福泉山遺址進行大規模發掘，除了發現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遺存外，更重要的是，這次發掘明確了福泉山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當時人工堆築起來的高臺墓地，其規模長約84米、寬約74米、高約8米，蘇秉琦譽此為“土築金字塔”。這一認識對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尋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應與墓葬所在的遺址形態進行綜合考察，良渚文化時期的一些土臺遺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時期的貴族墓地。受此啟發，後來研究者在蘇南浙北等地相繼發現了一批良渚文化高臺墓地（有的為祭壇墓地）。武進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發掘及形成的有關認識，為良渚文化的研究獲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對太湖地區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作用，開始引起了重視。夏鼐在1983年論述《中國文明的起源》時，認為良渚文化是與中國文明起源問題關係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線索。蘇秉琦於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動物古人類古文化學術座談會”上認為：“良渚文化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是個熠熠發光的社會實體”。並進一步提出：“我們這個號稱具有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的黎明期歷史，雖然還是‘若明若暗’，但已決不再是‘虛無漂渺’的傳說神話了。”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課題，就這樣因武進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臺墓地與“玉斂葬”墓的發現及其認識的深化而提了出來。
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是以黑陶為主的原始文化良渚文化主要分佈在太湖地區及其南部的杭嘉湖地區。最早是在1934年發現於浙江省吳興錢山漾遺址，1936年對餘杭良渚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至20世紀50年代初一直把它作為龍山文化杭州灣區的代表性文化遺存。50年代末發掘了錢山漾遺址後命名為良渚文化，至1977年明確其年代為距今4000多年至距今約5300年。由於考古發掘中沒有發現重要的遺蹟現象和珍貴的文物，一直認為環太湖地區的原始文化落後於中原地區。1973年在杭州灣南岸的餘姚河姆渡遺址發現約距今6500年以前的已經過初步發展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遺存之後，才逐漸改變這一看法。而引起研究者對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認識，則主要是在良渚文化墓葬中發現了做工極為精緻的玉器和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地。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玉器，尤其是刻有獸面紋的玉琮，最早是於1973年發掘江蘇省吳縣草鞋山遺址良渚文化墓葬時明確的，1977年春夏之際發掘吳縣張陵山良渚文化墓葬時又印證了這一現象。於是，在1977年10月8日至17日於南京召開的“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文化學術討論會”上，與會代表明確提出了良渚文化出現私有制、處於文明時代的前夜等看法。如南京博物院的代表汪遵國認為，良渚文化中造型豐富多彩的玉器、特別是玉製禮器，是良渚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提出良渚文化正是處於文明時代的前夜。吳汝祚認為能享有這種玉琮的人，在社會上是有特殊地位的，這就反映了階級社會正在產生或處於前夕。牟永抗、魏正瑾認為良渚文化的這些發達的農業部落，已經飼養家蠶，出現絲麻織品和相當進步的竹編工藝，再加上大量精美玉器，特別是大型玉琮、玉璧的製作，說明了當時的江南地區更已成為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比較先進的地區之一。在良渚文化原始文明的發展高潮之中，我們似乎聽見了私有制走近的腳步聲。這些發現和研究認識，引導著研究者對良渚文化墓地與墓葬的進一步探索。在1978年至1985年內，先後發掘了江蘇省武進寺墩、崑山綽墩與少卿山、吳縣張陵山東山、上海市青浦福泉山墓地，以及浙江省海寧千金角與徐步橋、平湖平丘墩、餘杭吳家埠、嘉興雀幕橋、德清輝山、海寧三官墩與郜家嶺等浙北地區的一批小墓。其中，武進寺墩良渚文化“玉斂葬”墓的發現和對其認識的深化、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土墩墓地的全面揭露，是這時期良渚文化研究的兩項重要成果。武進寺墩墓地在1978、1979、1982年分別進行了發掘，發現3座一排規模較大的墓葬。3號墓最大，墓主為20歲左右的青年男性，隨葬陶、石、玉器100餘件，其中以隨葬玉製禮器琮、璧為特色。玉琮33件，置於人骨架四周；玉璧24件，置於人骨架上下或頭前腳後。發掘者汪遵國等人結合《周禮》中對玉琮、玉璧用途的記述，認為這是史前的玉斂葬，寺墩墓地是良渚文化一處氏族顯貴及其家庭成員的墓地；並透過分析玉琮上的獸面紋與商代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還提出良渚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淵源之一。汪遵國還進一步分析了已發現隨葬有玉器的良渚文化墓葬及玉器製作特點，進一步認為良渚文化已有一批掌握熟練技術、專門從事琢玉工藝的玉工。琢玉與製陶同樣，已成為獨立的生產部門，當時的社會即將躍進文明時代的門檻。這些認識，在當時都是開創性的，對後來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響。青浦福泉山遺址在1982年發掘了一座良渚文化墓葬，出土隨葬品119件，有大玉璧、玉琮、玉鐲、玉鉞等一批玉石器。1983～1984年對福泉山遺址進行大規模發掘，除了發現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出土一批精美的玉器、陶器等遺存外，更重要的是，這次發掘明確了福泉山這一土墩上的良渚文化墓地，是當時人工堆築起來的高臺墓地，其規模長約84米、寬約74米、高約8米，蘇秉琦譽此為“土築金字塔”。這一認識對良渚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使研究者突然明白了：尋找、研究良渚文化的墓葬應與墓葬所在的遺址形態進行綜合考察，良渚文化時期的一些土臺遺址，可能大都是良渚文化時期的貴族墓地。受此啟發，後來研究者在蘇南浙北等地相繼發現了一批良渚文化高臺墓地（有的為祭壇墓地）。武進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的發掘及形成的有關認識，為良渚文化的研究獲得重大突破，促使研究者對太湖地區良渚文化在中國文明起源中的作用，開始引起了重視。夏鼐在1983年論述《中國文明的起源》時，認為良渚文化是與中國文明起源問題關係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之一，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等玉器是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重要線索。蘇秉琦於1984年11月17日在“太湖流域古動物古人類古文化學術座談會”上認為：“良渚文化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是個熠熠發光的社會實體”。並進一步提出：“我們這個號稱具有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的黎明期歷史，雖然還是‘若明若暗’，但已決不再是‘虛無漂渺’的傳說神話了。”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探索“五千年文明古國”的課題，就這樣因武進寺墩、青浦福泉山等良渚文化高臺墓地與“玉斂葬”墓的發現及其認識的深化而提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