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歷史有二義確實沒錯，即真假之說。其實不光歷史，任何事物本身就有二義：日分陰陽，人分善惡，物分正反，事分對錯。是不是都一個理。

其實歷史本來就有他的兩面性，即主覌意義上的和客觀意義上的，不同的階級書寫不同的歷史，他們不顧客觀歷史的存在，只依本階級的主覌思想去粉飾自己，結果後人看到的並非真正客觀的歷史。有人說勝者王敗者寇，即體現了歷史的兩義性的描述，也就是說歷是階段性的，pian面性的，不客觀的。

馮友蘭所說的歷史有二義，指的是歷史分為主觀歷史和客觀歷史。

所謂客觀歷史，就是歷史本來的樣子。

所謂主觀歷史，就是指被史官主觀理解以後記錄下來的歷史。

馮友蘭寫的《中國哲學史》相對來說是中哲學術界的權威了，學習中哲的朋友大抵都是需要讀這本書的。透過閱讀馮友蘭老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我們可以看到，老先生在為我們介紹中國幾千年來各種流派的哲學家之思想的時候，往往會結合哲學家所處時代之歷史背景力求客觀地進行詮釋。

馮友蘭老先生指出，哲學家提出的一些人文哲思大抵都受到其所處的環境以及階級限制，所以要理解哲學家之所以提出這些具有鮮明特色的思想，就需要設身處地進入到哲學家所處的年代去理解，這樣可能更加客觀一些。

所以，即便馮友蘭老先生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但是他對中國歷史也是有一定研究的。因為老先生知道，要客觀理解古代先賢哲思的內涵，就要儘量避免帶有門戶之見，就需要了解哲學家提出這些思想觀點時所面臨的一些具體情況。只有這樣，我們可能才能發現，放在現在來看有些匪夷所思的人文思想，其背後其實有深遠之哲理。

就比如孔子之所以極力呼籲當時人們“守禮””，針對的是當時亂臣賊子居心不良而導致出現禮崩樂壞這種情況，孔子極力告誡人們要“守禮”。實則是在借“守禮”表“知恩”，孔子之重點在後者，而不在“守禮”上，只不過是因為當時孔子所處的環境“以下犯上”比較多，所以孔子才極力推崇“守禮”。

如果我們能夠站在孔子的時代環境下理解他提出的一些學說，往往可能更能體會孔子一些思想背後深遠的人文哲思。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一書中這樣說道：

“歷史有二義：一是指事情之自身......歷史之又有一義，乃是指事情之紀述......總之，所謂歷史者，或即是其主人翁之活動之全體；或即是歷史家對於此活動之紀述。若欲以二名錶此二義，則事情之自身可名為歷史，或客觀的歷史，事情之紀述可名為‘寫的歷史’，或主觀歷史。”

也就是說，馮友蘭認為，所謂的客觀歷史便是這件事情實事求是的樣子，是沒有任何人的主觀臆測的歷史。而主觀歷史，就是人看到了一些歷史事件以後，透過自己的理解複述出來的歷史，也可以說是被寫下來的歷史。

這就是說，馮友蘭老先生在告訴我們，我們看到的史書都是主觀歷史，這些書籍不論看上去再中立，但是都多多少少會因為些歷史者自身的立場而出現好壞之分。

就比如，北宋時期曾經和金國進行過對抗，對於金國的史官來說，金國對北宋發起戰爭是開疆擴土的壯舉；反過來，對於北宋的史官來說，金國對北宋發起的戰爭就是傾城掠地的惡行。兩國史官所記錄下來的歷史雖然是同一段歷史，但是因為各自的立場不一樣，於是兩國史官就可能在細節處理上多多少少會帶點感情傾向，去有意無意放大那些不利對方名聲的歷史細節，或者用類似略帶貶義的詞彙去形容敵人，這也是人之常情。

也就是說，所謂的主觀歷史，便是人透過自己的主觀理解，記錄下的歷史。而客觀歷史，則是不摻雜人之感情的客觀事實。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從“對同一事件不同立場之人的歷史記錄”中找到客觀歷史的影子。正是因為每個人立場不一樣，從立場不一的主觀歷史中找到的共同點往往更加接近客觀歷史。

馮友蘭是一個有名的哲學家，既然他提出了主觀歷史與客觀歷史，那麼他肯定有他深遠的目的，這個目的大抵與他研究哲學有關。

研究中國哲學百家思想之大忌就在於門戶之見，這樣會讓人因為自己的主觀情緒而無法理解這些古代先賢之人文哲思中的奧秘。

如果我們脫離一位哲學家之歷史時代背景去妄自評價他的學說，我們往往會陷入狹隘的死區。比如，如果一個思想家在封建社會提出類似維護百姓權利、讓百姓與君主平等之類的一些思想，這位思想家大機率會被封建社會排斥的，那麼維護君主皇權穩固的史官自然不會在形容這位思想家時用上太好的詞彙。

所以，我們需要從不同立場之主觀歷史中找出客觀歷史的痕跡，盡力去了解當時社會發生的一些歷史事件以及思想家之社會背景和階級，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該思想家人文哲思背後的深遠內涵了。

歷史，是多義的，一個概念很難定義。

有書名號的《歷史》，是相對的歷史。

沒有書名號的歷史，是絕對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