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17年（公元212年）曹操謀殺不忘初心的荀彧，標誌著曹操主外，荀彧主內攜手合作二十一年的時代結束（三國演義為突出曹操而全面弱化了荀彧，荀彧僅僅被刻畫成謀士不符合真實的歷史），不僅宣告一個極有可能出現的統一和大漢中興局面付之東流，更預示著魏晉南北朝四百年大戰亂時代的來臨，其背後的代價是社會陷入延綿不絕的巨大災難之中。
志為聖賢之人多，則國治；志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荀彧與曹操因為志向上的巨大差異註定了雙方必然發生激烈的矛盾衝突，最終荀彧因理想破滅絕望以死殉國（荀彧的政治理想就是奉主上、秉至公、扶弘義，利百姓），荀彧之死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荀彧比曹操小整整八歲），更是漢末三國時代最大的政治悲劇，他的死使國家統一大業最終化為泡影，惜哉！哀哉！痛哉！
荀彧人稱荀令君，素有賢德大名，被譽為治國安邦的奇才，世人稱之為“王佐之才”，司馬懿說“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荀彧志存高遠，在朝中可謂德高望重，一呼百應。史學家說曹操得到荀彧的鼎力扶助，就得到了整個中原，這是有充分的歷史依據的。北方的平定，在於荀彧為首的北方士族集團的大力支援和幫助，從某種程度上說，荀彧不只是日理萬機處理日常內政工作，他還為曹操團結著一個能感召士大夫的中心。沒有荀彧，曹操所謂的奉立漢天子就是欺世盜名，就失去了執政的根基。
君子謀國，小人謀身。謀國者，憂天下；謀己者，利自身。曹操僭越稱公稱王搞獨立王國，面對曹操的決絕歹毒（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荀彧寧可直言死於諫，不願諂媚圖榮華（如果荀彧只為個人和家族的利益投靠曹操，論功勞論資歷曹魏第一功臣非荀彧莫屬）。荀彧深知，當一個梟雄的德行能力無法支撐他的野心，對國家對百姓就是無垠的災難，董卓袁術如此，曹操曹丕父子同樣如此，如果勉強為之，必然害人害己，禍國殃民，終將自食其果（這就是權臣易世天下危的道理）。在荀彧看來，當務之急是重修法度任人以賢，那麼大漢王朝還可以延續個三五百年，如果你曹操急著進取王爵、改朝換代，即使成功了，他日你的果實也會被他人篡奪，因而嚴厲斥責曹操說：“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這是何等的大義凜然！
有力挽狂瀾於既倒之才，救民於水火之志的荀彧終因阻抗曹操的野心而被謀害，荀彧死前把他所有的兵書、筆記、資料付之於一炬，然後服毒自殺，以死殉國，標誌著荀曹攜手時代的結束，這是歷史的巨大損失，荀彧的死宣告因內部權力鬥爭一個極有可能出現的統一治世（漢中興）不幸夭折，也標誌著帝相之間激烈的權力鬥爭以丞相曹操成功竊國而結束，徹底撕下曹操“奉天子”的遮羞布，更預示著魏晉南北朝長達四百年大戰亂、中國封建社會戰亂時間最長、最黑暗的時代來臨，是徹頭徹尾的歷史大倒退。
因失去執政根基，北方恢復不久的內政秩序開始迅速崩塌，所謂的內亂（實為忠漢勢力的反抗）以及大的屯民起義此起彼伏，失去荀彧的曹操在其後發動的戰爭也毫無懸念地都以失敗告終。一二十年後破敗的曹魏政權便被司馬氏為首計程車族伺機篡奪，曹氏子孫幾乎被司馬氏屠殺殆盡，完全是咎由自取。可惜他們死了不算，還要拉著其他無辜的百姓陪葬，等到後世的徒子徒孫還要把責任往別人頭上推，所以最後一個個沒有好的下場，就是天理迴圈，報應不爽。當年秦朝趙高殺害胡亥的時候，胡亥就說，若有一位忠臣尚在也輪不到你這閹狗放肆， 可惜忠秦之臣已被趙高屠殺殆盡。同樣有荀彧這些忠臣在，曹丕、司馬懿焉敢放肆？曹操處心積慮謀殺荀彧、崔琰等忠貞志士，架空漢獻帝，為曹丕篡漢掃除障礙，否則曹丕有何德何能篡漢？
從全國大環境看，曹操稱王、曹丕篡漢稱帝如同一根導火索，直接引爆了三國時代的大混戰，他們起了一個很不好的帶頭作用。曹丕在位短短六年，為籠絡士族集團繼續推行九品中正制，據前引《宋書·恩幸傳序》沈約所述和《晉書·衛瓘傳》、《通典·選舉典》等有關記載，九品中正制應始於曹操（曹操知道，不管外部還是內部反對他的野心的人仍然有很多，簡直是殺不完。為此他一方面打壓屠殺忠漢志士，另一方面推行這樣的制度拉攏士族），這一制度直接導致魏晉六朝社會思想文化日趨頹廢，大漢強大的軍政體制，至始至終英雄豪傑輩出的局面被終結，代之的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門閥制度（大漢時期的門閥是因軍功，魏晉門閥是世襲只會比富鬥闊，有本質區別，究竟誰腐朽？）就是整個士人階層徹底墮落了的原因！造就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動亂。九品中正制使權欲和利慾成為主宰和動力，人格和靈魂則被閹割和踐踏，是一個必然要以權欲和利慾代替英雄氣質和高貴精神的制度。事實上，曹操曹丕父子正是靠著權欲和利慾完成他所謂“大業”的，他的身邊，盡是些如司馬懿曹爽之類的嗜利頑劣無恥之徒，而這些人正是靠曹魏“饒人以爵邑”，也就是靠權欲和利慾糾結起來的，因而魏晉腐朽頹敗伴隨其始終，可以說是他們造成了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天下的崩壞（為五胡亂華埋下了禍根，大漢的榮光淪落為“兩腳羊”的悲劇），就連開國初期的蓬勃之氣都沒有顯現，這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是極為罕見的，因而魏晉是被世人最為唾棄的時期。
建安17年（公元212年）曹操謀殺不忘初心的荀彧，標誌著曹操主外，荀彧主內攜手合作二十一年的時代結束（三國演義為突出曹操而全面弱化了荀彧，荀彧僅僅被刻畫成謀士不符合真實的歷史），不僅宣告一個極有可能出現的統一和大漢中興局面付之東流，更預示著魏晉南北朝四百年大戰亂時代的來臨，其背後的代價是社會陷入延綿不絕的巨大災難之中。
志為聖賢之人多，則國治；志為帝王之人多，則國亂。荀彧與曹操因為志向上的巨大差異註定了雙方必然發生激烈的矛盾衝突，最終荀彧因理想破滅絕望以死殉國（荀彧的政治理想就是奉主上、秉至公、扶弘義，利百姓），荀彧之死不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荀彧比曹操小整整八歲），更是漢末三國時代最大的政治悲劇，他的死使國家統一大業最終化為泡影，惜哉！哀哉！痛哉！
荀彧人稱荀令君，素有賢德大名，被譽為治國安邦的奇才，世人稱之為“王佐之才”，司馬懿說“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荀彧志存高遠，在朝中可謂德高望重，一呼百應。史學家說曹操得到荀彧的鼎力扶助，就得到了整個中原，這是有充分的歷史依據的。北方的平定，在於荀彧為首的北方士族集團的大力支援和幫助，從某種程度上說，荀彧不只是日理萬機處理日常內政工作，他還為曹操團結著一個能感召士大夫的中心。沒有荀彧，曹操所謂的奉立漢天子就是欺世盜名，就失去了執政的根基。
君子謀國，小人謀身。謀國者，憂天下；謀己者，利自身。曹操僭越稱公稱王搞獨立王國，面對曹操的決絕歹毒（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荀彧寧可直言死於諫，不願諂媚圖榮華（如果荀彧只為個人和家族的利益投靠曹操，論功勞論資歷曹魏第一功臣非荀彧莫屬）。荀彧深知，當一個梟雄的德行能力無法支撐他的野心，對國家對百姓就是無垠的災難，董卓袁術如此，曹操曹丕父子同樣如此，如果勉強為之，必然害人害己，禍國殃民，終將自食其果（這就是權臣易世天下危的道理）。在荀彧看來，當務之急是重修法度任人以賢，那麼大漢王朝還可以延續個三五百年，如果你曹操急著進取王爵、改朝換代，即使成功了，他日你的果實也會被他人篡奪，因而嚴厲斥責曹操說：“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這是何等的大義凜然！
有力挽狂瀾於既倒之才，救民於水火之志的荀彧終因阻抗曹操的野心而被謀害，荀彧死前把他所有的兵書、筆記、資料付之於一炬，然後服毒自殺，以死殉國，標誌著荀曹攜手時代的結束，這是歷史的巨大損失，荀彧的死宣告因內部權力鬥爭一個極有可能出現的統一治世（漢中興）不幸夭折，也標誌著帝相之間激烈的權力鬥爭以丞相曹操成功竊國而結束，徹底撕下曹操“奉天子”的遮羞布，更預示著魏晉南北朝長達四百年大戰亂、中國封建社會戰亂時間最長、最黑暗的時代來臨，是徹頭徹尾的歷史大倒退。
因失去執政根基，北方恢復不久的內政秩序開始迅速崩塌，所謂的內亂（實為忠漢勢力的反抗）以及大的屯民起義此起彼伏，失去荀彧的曹操在其後發動的戰爭也毫無懸念地都以失敗告終。一二十年後破敗的曹魏政權便被司馬氏為首計程車族伺機篡奪，曹氏子孫幾乎被司馬氏屠殺殆盡，完全是咎由自取。可惜他們死了不算，還要拉著其他無辜的百姓陪葬，等到後世的徒子徒孫還要把責任往別人頭上推，所以最後一個個沒有好的下場，就是天理迴圈，報應不爽。當年秦朝趙高殺害胡亥的時候，胡亥就說，若有一位忠臣尚在也輪不到你這閹狗放肆， 可惜忠秦之臣已被趙高屠殺殆盡。同樣有荀彧這些忠臣在，曹丕、司馬懿焉敢放肆？曹操處心積慮謀殺荀彧、崔琰等忠貞志士，架空漢獻帝，為曹丕篡漢掃除障礙，否則曹丕有何德何能篡漢？
從全國大環境看，曹操稱王、曹丕篡漢稱帝如同一根導火索，直接引爆了三國時代的大混戰，他們起了一個很不好的帶頭作用。曹丕在位短短六年，為籠絡士族集團繼續推行九品中正制，據前引《宋書·恩幸傳序》沈約所述和《晉書·衛瓘傳》、《通典·選舉典》等有關記載，九品中正制應始於曹操（曹操知道，不管外部還是內部反對他的野心的人仍然有很多，簡直是殺不完。為此他一方面打壓屠殺忠漢志士，另一方面推行這樣的制度拉攏士族），這一制度直接導致魏晉六朝社會思想文化日趨頹廢，大漢強大的軍政體制，至始至終英雄豪傑輩出的局面被終結，代之的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門閥制度（大漢時期的門閥是因軍功，魏晉門閥是世襲只會比富鬥闊，有本質區別，究竟誰腐朽？）就是整個士人階層徹底墮落了的原因！造就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動亂。九品中正制使權欲和利慾成為主宰和動力，人格和靈魂則被閹割和踐踏，是一個必然要以權欲和利慾代替英雄氣質和高貴精神的制度。事實上，曹操曹丕父子正是靠著權欲和利慾完成他所謂“大業”的，他的身邊，盡是些如司馬懿曹爽之類的嗜利頑劣無恥之徒，而這些人正是靠曹魏“饒人以爵邑”，也就是靠權欲和利慾糾結起來的，因而魏晉腐朽頹敗伴隨其始終，可以說是他們造成了魏晉南北朝數百年間天下的崩壞（為五胡亂華埋下了禍根，大漢的榮光淪落為“兩腳羊”的悲劇），就連開國初期的蓬勃之氣都沒有顯現，這在中國歷史長河中是極為罕見的，因而魏晉是被世人最為唾棄的時期。